我在那个村劳动锻炼六年多，但我的户口在伊犁，家属一直在伊犁市里的学校当老师，我后来在伊犁住了两年，伊犁八年，乌鲁木齐前后八年。后来，有老外问我：在新疆十六年里做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读了十六年大学的维吾尔语，从预科读到博士后，就学会使用这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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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人的幽默

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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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1979年六月，你离开新疆，坐火车回北京时哭了，“新疆保护了我，培育了开拓了我，尤其是维吾尔族人的幽默改变了我。”十六年的新疆生活，究竟给了你什么？

王蒙：新疆庇护了我，保护了我一家，平平安安。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里来的智慧，也让我一辈子受用。当地维族人的婚礼，按照政府的集体新式婚礼仪式办完了，回到家，晚上一定会按照维吾尔族传统婚礼规矩再来一遍，喝酒、宰羊，唱老歌跳舞。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

比如当时生产队长开长会，说县里开了三级干部会，今年夏收最重要，夏收期间一律不许回家，所有的劳动力都要住在地里吃在地里。维族老百姓都鼓掌说好：坚决落实！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带被子，都住在地里。我夫人所在的中学搞“三反五反”，宣传队要求老师们集中学习，当时维族老师表示坚决照办，第二天没有一个维族老师带铺盖，几天坚持下来，硬是把学习班拖黄了。

伊犁每年打麦子的季节，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笼嘴，汉族人看着就特不习惯。有时候，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消化不了，屎拉出来全是麦粒。可维吾尔族农民说：“这是真主给它的机会，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

维吾尔族人喜欢说一个词：塔玛霞儿，大约相当于“玩耍”的意思，有一种自然而然、随遇而安、走哪算哪的人生态度。维族人有句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张英：你学维吾尔族语花了多长时间？

王蒙：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和当地维吾尔族人简单交流了，能够一起聊天。熟悉地掌握，应该是在两年以后，我在生活当中学习。

我找一个课本，《新疆行政干部学校读本》，我又找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那时候还没有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志宁在《中国语文》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维吾尔语简介》，光这个简介我就学了一年。

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我其它时间就是学习维吾尔族语言，读维吾尔族语言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族语的颂歌，所有和维吾尔族语言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书，苏联出的维文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我都读。

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书。198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费正清还活着，我去看望他，我说他那本《美国与中国》，我看了特别有兴趣。他不相信，“你上哪里看去？”其实当时我是把1971年他那本书作为反面材料使用，我才看到的那本书。这个世界很奇怪，在最严厉的控制之下，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窗口，或者是漏洞。

在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和维吾尔族朋友们一起喝酒，那是更好的学习场合。不管什么时候，抓住任何机会我都用，我也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族语讲给维族群众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很快，我就能够掌握这门语言，在生产队的会议上我也能够用维族语表达了，当地群众非常欢迎，还要给我评“五好”队员。

张英：你在新疆的时候，还给当地报纸写过报告文学。

王蒙：我刚刚到新疆去不久，采写了《春满吐鲁番》《红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拜访了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她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教维吾尔族群众种西瓜、甜瓜，是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我还认识一个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兽医，在牧业大队干了一辈子，四处随同牧民在草原上迁徙，为他们的牲口治病。

在当时的体制下，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维族群众。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吃住也没有太大差别，贫富悬殊相差不大。当时王震在新疆主政时有这么一条政策，进入新疆的一些干部和战士，凡是学会维吾尔族语，通过考试的，行政级别一律提一级，这个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