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蒙创作了 “在伊犁”系列小说，描述你的新疆生活。作为一个作家，你不留在北京这样一个文化中心，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

王蒙：这个不能说是我个人的选择，我是被动的，我头上的右派帽子虽然去掉了，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青春万岁》审来审去不能出版，面临彻底封杀的局面。在北京我没有别的出路了，我想离开北京也许是一个选择，在和一些省市负责文艺的领导谈过之后，新疆作协秘书长王谷林当时就表示可以办理调动，安排我到《新疆文学》工作，我就这样去了新疆。

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以及播放的歌曲都很特别，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副凝固的油画，遗憾后来没有保存下来。

张英：但你也有过另一种高调的解释，把去新疆归结于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行为，“到水深火热的劳动一线，到生活中去，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结合，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个全新的人。”

王蒙：回过头来看，我履行延安座谈会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要求。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块，要脱胎换骨。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和维吾尔族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族语言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没有！

张英：你到了新疆，还是没有摆脱政治的纠缠，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怎么到了伊犁，接着又下到了伊宁县，去农村一个大队当副大队长？

王蒙：把我派到伊犁，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从个人来说，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对我个人印象不错。他们觉得王蒙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帽子已经摘了，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但是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王蒙放在乌鲁木齐变成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目标，弄得他们都很被动，后来就干脆派我下乡搞社教，但后来被人家从“四清”训练班退回来了，理由是王蒙政治成分不好，怎么有资格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四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就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里的厢房里，真的是和农民打成一片，心连心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我去那里至少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这个还是人道主义的关怀，不是为整我，也没有惩罚的意思。我可以把家属带过去，过有正常家庭的生活。工资自治区文联照发，还可以在那里兼任大队级的副职，对我这样一个人，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离不开体制，没有革委会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敢收你住宿，没有全国粮票，有钱没得饭吃。你能有别的选择吗？

张英：你不委屈吗？《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点名表扬，然后又突然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派到新疆农村。

王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这个愿望，没有这个念头。从我自己主观上来说，这个也是说实话，我没有这种要和体制站在对立面的想法。

张英：你这个大队长当了多久？在农村呆了几年？

王蒙：劳动锻炼，锻炼是无休止的，只要活着就可以锻炼。我就在那个村庄住下了，半年以后老婆也接去了伊犁，每周末可以家庭团聚，我再无他求了。

我是北方人，吃米饭也吃面食，也吃羊肉，馕接受起来很容易的。那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美好，不管政治运动怎么变，南疆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都种玫瑰花，家家门前屋后都是果树，我知道了杏树、桃树、枣树、苹果树，也认得了无花果、哈密瓜、石榴花，还有维吾尔族人缓慢的生活节奏，一天可以在喝酒、喝茶、吃馕、聊天中度过。当然，我也看到了山高皇帝远，基层办事难，种地的农民办事一等公社党委书记就是一天，自己带着馕吃，用手舀起路边水渠里夹泥带沙的水就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