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谢枫（Shelly Kraicer，加拿大影评人）策展的“再发现第四代”，放了12部第四代的电影，当时带着黄蜀芹和滕文骥去的。有一年，王垚跟我去了南北美大概6个国家，走了55天，到各个学校和电影节去放映，去讲课。因为我想我要是再不去南美，我就去不了了，年纪太大了。

　　第四代需要被重新发现

　　沙丹：我很感动的地方是谢老师不只是把自己的作品进行修复展映，也在不断为第四代电影做各种工作，比如资料馆这两年做的陆小雅电影回顾、黄健中电影回顾，都是听了谢老师的建议。

　　刚刚您提到“重新发现第四代”，这个说法的背后是不是隐含着一个意思，也就是第四代曾经被埋没。像张艺谋、黄建新他们有一个所谓的“第五代美学”，那第四代也有这样整体性的风格吗？对于第五代的爆火，第四代需要被重新发现，是不是真的有点委屈？

　　谢飞：用代际来划分中国导演，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张艺谋他们在国际上突然崛起，一些外国理论家和中国的评论家要给他们一个统称去形容，这种划分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五代是1978年之后受教育和拍戏的，我们是1968年前受教育的，几乎和他们同一时间段拍戏，所以一定会有明显的不同。我个人觉得第四代是不是有点委屈呢，有一点原因是我们最好的10年被浪费了，艺术生命短了。像我拍的前两部电影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局限性非常大，等思想转变过来拍得还可以的时候，年龄也大了。但是第四代能碰上上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好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第四代的先锋意识都不太行，甚至第五代都没有这种观念。我很早就通过一个学生做了自己片子的数字拷贝，带着它们到全世界。连我的学生田壮壮都问，“谢老师你怎么有自己的拷贝？”我问他，“你怎么不去弄”，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片子在哪儿。”

　　沙丹：手里没有自己的高清物料。

　　谢飞：对，数字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能让你的作品再次见到观众。而且要有版权，我的所有作品我都有版权，无论是卖给平台，还是去国外放映，我都是合法的，这个观念很重要。我觉得一个80岁的老人依然要想着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事物，要走在时代的前边，不能让年轻人给“骗”了（开玩笑）。

　　电影中的情欲表达

　　沙丹：这种时代意识真的是很重要的，下面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电影中的情欲表达。第三代时还是很节制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家开始勇敢面对一些问题，比如黄健中的《良家妇女》、您的《湘女萧萧》等等。这种思想上的解放，在那个年代是怎么开始的？

　　谢飞：关于上世纪80年代的蜕变，当时整个社会在经历变动之后，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观念上的反思，在艺术界就是全面、真实地描写人性。那时候文学走得最快，所以说第四代，甚至第五代都是踩着文学的肩膀攀登。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当副院长，一个学生就说，文学名著选修课不仅仅要讲鲁郭茅巴老曹，大家也希望听听沈从文。我就是通过这个契机才看到了《萧萧》的剧本，但当时北影厂的《良家妇女》已经开拍了，也是一个小丈夫的故事。

　　沙丹：这两个电影非常像。

　　谢飞：嗯，是一样的故事。后来我一查，发现《良家妇女》是1978年之后写的，而《萧萧》写作时间是1929年。我觉得很有价值，而且电影学院不是为了票房，就决定把它搬上银幕，那就必须要去表现这个女孩子的情欲，包括寡妇裸体。

　　我当时还去问了沈从文，寡妇偷人被抓住了，是不是真要裸体游街，老人家就说，当时他在农村看到的现象就是真实的。但我怕最后被剪，所以拍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真裸体，一个是穿一件大襟儿的衣服。我当时就觉得，50多年前，20多岁的沈从文敢把他看到的真实写出来，50多年后我都不敢拍出真实来，但好在最后允许裸体的出现。

　　我觉得表现正常的人性，必然牵扯到情欲，而且一个电影里要写复杂的人性，比如《本命年》和《香魂女》。好的作品一定不仅是技巧上跟时代接近，最主要的是内容跟思想，人性刻画的层次上要跟世界接轨。

　　沙丹：当时《本命年》拿了柏林银熊奖，《香魂女》是柏林金熊奖。从电影节角度来说，后面您的作品就该冲戛纳主竞赛了，但您却没有再进一步，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