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南宋末年，皇帝常带着一批宫妓到西湖上寻欢作乐，当她们玩得疲乏时，皇帝便令她们退入湖边的丛林中，脱去衣服，裸体投入湖中游泳，而好色的皇帝却在一旁观赏，大饱眼福......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是一个淫欲横流的时代。

    事实上，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是中国古代妓业最繁荣的城市。当年的临安城更有“色海”之艳称。

    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宋仁宗、宋真宗等帝也屡劝百官以声色自娱。

    于是，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

    时人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今贵公子多蓄姬媵。”“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

    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

    《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

    太医出身、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生活极度奢侈。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淫乐。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

    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

    在如此世风下，宋代便出现两大咄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们似乎也不敢寂寞，纷纷蓄养家妓或置侍妾。

    据《清异录》记载：汴京大相国寺的僧人包养妓女，还美其名曰“梵嫂”。

    宋徽宗时，汴京各道观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二曰尼姑做妾。据《宋史》卷三十七所载：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大儒朱熹，共罗列十大罪状，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沈继祖指控朱熹贪色好淫，曾经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

    之后，朱熹在上表认罪时承认自己“纳其尼女”等等数条，表示要悔过自新。

    朱熹是否“纳尼为妾”，虽有所争论，但宋代士大夫中确有挑选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否则沈继祖不会给朱熹扣上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屎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