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要拿来”——“拿来主义”在我看来是鲁迅先生最伟大的遗产之一，他要求我们凡是好的、优的、可用的都可拿来，而有些低的、劣的、错的、谬的则可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简单地封闭住自己，让自己不闻不看不见不拾，甚至将所有外来都视为洪水猛兽。

因为恐惧而不敢拿来，因为未见识而不知拿来，因为经历过洋枪洋炮的打开而敌视拿来，或者，更因自己那种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而将一切洋的、外的、非本有的都其心必异的“阴谋”，自然属于不智。在文化中，还有一种对“拿来”的拒绝，那是一种对于吃了羊肉会长成羊的恐惧——事实上，无数的具体例证早已证明吃过羊肉、牛肉或三文鱼的肉只会生长你的肉，没有一个人具有吃过羊肉就长成羊、吃过牛肉就长成牛的特异功能，它只会出现于像古希腊的《变形记》或古中国的《山海经》一类传说中，是想象和幻觉的产物。没有人如此长成过但不妨碍我们时常担心，而这种担心又是那样的坚固。

对拿来的拒绝：还有一种理由是，“拿来”属于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它会造成你的无根，它会让你丧失泥土而成为漂泊之物——印度的泰戈尔接受着英国的文化甚至使用英语写作，他也没有失掉自我的根、文化的根，我们不会把《吉檀迦利》读成一本英国的书；卡夫卡那样敬重老子、庄子，也依然是德语作家，他并没有漂至中国成为中国作家；徐悲鸿在法国学习了油画，他归国后画下的中国事物也依然属于中国，好吧，就是讲述中国故事、非常中国化、主流化的《红色娘子军》，它可是一部芭蕾舞剧，这一剧种完全是西方的；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其交响乐版也颇受好评——交响乐也并非我们旧有文化中所有。即使在那个时代中，我们的文学艺术也没有中止拿来，外来方法、乐器和技术的运用同样能作用于服务于这片土壤。无论怎样的技艺方式，无论怎样的风格结构，如果你用它来说你的内心，说你的所见、所想、所感，它就是你的，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极为有机和有效的部分。

“拿来”是种主动和自愿，是我要接受，主体在我，我接受的事物可能莫问东西，在这里的“我”就是克尔凯郭尔的那个个人，在这里哪有什么文化侵略？我看到的不过是你试图将你以为的标准化物件塞进我的头脑中的强势；至于泥土和根，主体依然是我，是我要在我的写作中画下属于“我的个人的缪斯的独特面部表情”，最终，我都会在吸纳的过程中逐步摆脱来自于外来的、中国的、同乡写作者的影响焦虑——我总不能让我的写作长得不像莎士比亚，而像曹雪芹就行啦？抄一遍《三国》会比抄一遍《奥德赛》更让人敬重？

还有一点，你能举出几部所谓有根的本土化的小说，它明显未受异域文化的影响，并且是得到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普遍服气的么？

我们的现代小说从本质上说不是本土的产物，我们更多的是拿来的，从欧洲，从当时的苏联。“现实主义”这个词也不是源于本土的，据说现实和主义这两个词就都来自日本。我们已经少见志怪和传奇，也没见多少作家一生使用笔记体、章回体写作而且获得批评家们的重视，可这不妨碍他们树立荒谬的地域标准，坚持着对拿来的拒绝。

一种思维、一种思潮或一个概念，无论它的里面包含着多少莲花，多么美妙或多么义正辞严，只要你能够寻到一个反证它就只会是局部真理，如果你能找到五个或更多的反证，那它就值得警惕，其实你已经部分地证伪了它……但有时，甚至更多的时候，常识时常无力。

前段时间读到残雪的一篇文字，微信的题目是“中国作家的自卑情结”。她谈道，“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们大开眼界，向西方学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使文学得到了空前发展。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步地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我认为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积弱已久，当时的那种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了。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作家写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行、用劣质品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绝大多数一开始就没有诚心诚意地去向人家学，只想从人家那里捞点技术过来就算了，只有自己家里的东西使起来才有把握。可说是心里发虚，投机取巧。学习西方经典是一件要命的事，每天要解剖自己，谁受得了啊？ ”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这一家之言中有极为有益的片面深刻，我同样认为我们拿来得不够，至少就我自己而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