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文学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繁荣发展，涌现了许多讴歌党和人民的伟大壮举与光辉事迹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虽然诞生在不同的时期，但都始终植根于历史上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传统与改革实践，更葆有对党和人民的深切热爱。这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涌现的一大批红色经典，堪称最直接最生动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走向胜利的伟大事迹。作家冯志在1958年定稿完成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敌后武工队》再现了冀中地区武工队的抗日英雄传奇，重点突出了小队长魏强带领刘太生、贾正等人在敌占区抗击日伪人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英勇事迹。小说问世以来，凭借着通俗易懂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获得了批评家和无数读者的赞誉。在我看来，《敌后武工队》虽然借助了传统通俗小说的某些元素，但其表现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而是讲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故事。这种“现代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始终有着现代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

　　《敌后武工队》的开篇即交代了小说的时代背景。1942年5月1日，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敌军残酷的“五一大扫荡”。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主力部队不得不暂时离开冀中，朝着山区转移。虽然冀中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但人们战胜敌人的信心依然高涨，“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魏强和贾正这两个在冀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一切都是暂时的，要把它变过来!”“有咱们的党，有我们的军队，有冀中的人民，咱们一定叫它变!”所以，当魏强听到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担任小队长时，他的内心既高兴又胆怯:高兴的是，党对自己如此信任，让自己担负这么重大的任务，觉得万分光荣，但又担心自己完不成党给予的光荣任务。但是，“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个担忧很快就消失了，魏强毅然投身到武工队的抗日斗争中，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打击敌人。

　　小说借助参谋长的指令传达了敌后武工队的主要性质:“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去开辟敌占区。”敌后武工队远离根据地，环境恶劣，任务艰巨，不仅要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各种扫荡，还肩负着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敌后武工队的成员要接受军队和党的双重领导，不仅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要能贯彻宣传党的政策文件，尽可能地动员广大群众支援抗战。

　　因此，敌后武工队既要在组织和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也要与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切实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真正依靠人民群众来消灭敌人。事实上，敌后武工队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基础好的地区，武工队隐避在群众家中，随时寻找敌人的漏洞，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与此同时，抗日群众自发为武工队成员站岗放哨，时刻掩护武工队员的身份不致暴露。这种良好的军民关系，归根结底源于武工队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针，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尽最大可能保障战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安危。这也就解释了我们的武工队为何会得到广大抗日民众发自内心的爱戴。

　　二

　　正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和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武工队的工作才会开展得游刃有余。由于敌我力量的差距过于悬殊，武工队的斗争往往采取迂回渐进的方式开展。比如，巧妙利用敌伪矛盾，并制造新的矛盾，从内部瓦解敌人。因此，当魏强、刘文彬听说铁杆汉奸刘魁胜和南关车站副段长万士顺为妓女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事情之后，就利用这个矛盾，带领武工队化装成夜袭队，机智勇敢地闯入保定南关火车站，打死了万士顺和守卫的日本兵，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副队长坂本少佐对刘魁胜的极度不满，坂本最终带领部下连夜围攻夜袭队。这出让敌人自相残杀的好戏，正是利用了敌伪内部人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真正打击了敌人，还挫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对武工队更加惧怕。

　　在对待抗日中持不同态度的人群，武工队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武工队全心全意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危，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凶残的敌人和特务汉奸面前，武工队则是毫不留情地惩戒打击;而对于那些可以争取的力量，武工队则是尽可能地发展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把他们也吸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比如，在小说中，在落实党的土地政策时，武工队对待范村的地主周敬之，并没有一味地采取镇压的办法，而是通过反复劝说的方式，促使他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再有，即便是对待已经加入敌军夜袭队的梁邦，也因为他不至罪大恶极，而劝说他弃暗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