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古代高原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后来成为内核的文化因素，其中也包含了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地区古代文化的丰富养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孕育而成的。

　　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从史前至吐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反之同样能感受到西藏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祖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

　　西藏文物考古

　　彰显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与治理

▲位于西藏拉萨八廓街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李小林 摄）

　　吐蕃政权分裂之后，宋、五代时期西北地区深受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并未切断与西藏和中原之间的交流联系。随着新的朝代、民族格局的转换与形成，这种交流和联系反而通过更为广泛的区域间的民族融合、佛教传播、茶马贸易等多种形式得到基层化、世俗化、趋同化的演进发展，深刻影响了元、明两代西藏与中原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

　　元、明、清各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地方实施了直接有效的管辖和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得力举措，也给后世留存了大量重要的文物古迹。

　　如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元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明永乐皇帝封授五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白玉印等，都体现出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文化特色。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

▲“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的印体。

　　明、清时期，均采取了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在汉、满、藏、蒙古等民族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上都更加强化了治藏方略，如清代由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等藏传活佛转世制度等。通过这些举措，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管辖隶属关系更加明确。

　　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包括册封达赖的金瓶、金册、金印等珍贵历史文物，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物。此外，明、清以来，西藏与内地的双向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在清代达到高潮，无论从建筑、器用、装饰艺术等各方面都有大量史迹可寻。如著名的清代金奔巴瓶、清代达赖喇嘛金印、清代青花莲托八宝纹盉壶、清代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等一批重要文物，无不彰显出这一特色。

▲朵儿只唱印之印体、印背及印面。

▲清代金奔巴瓶、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