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

生卒为年为384年——456年的颜延之，也比刘勰早得多。

可见，若以生卒先后为序，则最早使用“性灵”一词者为范泰，其次为谢灵运、颜延之、何尚之。也许有人会说，何尚之文所引范泰、谢灵运语查无实据，今定范泰、谢灵运称首，是否可信呢？依笔者见，虽然，从现存文献中确实未查到范泰、谢灵运语之所从出，不过，从何尚之文的性质看，其说的可信度很高。据《弘明集》卷十一载，此文名《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而引范泰、谢灵运语者，又正是宋文帝。皇帝金口玉言，岂能无中生有，胡编乱造。退一步说，若真是宋文帝胡言，谢灵运未曾有此语，这时的宋文帝又怎能去生造才被自己杀掉不过两年的叛臣之语且以之作为崇佛之理呢？考查何尚之文，当写于元嘉十二年（435）或稍后，而谢灵运被宋文帝所杀，正是在两年前的元嘉十年（433）。至于何尚之，则更不敢斗胆在文中生造并引用一个两年前被皇帝所杀的所谓“叛臣”之语了。可见，何尚之文中所写的宋文帝所引的范泰、谢灵运之语是真实可信的。即是说，只有宋文帝才敢引谢灵运之语。

从语义上讲，上引四个有关“性灵”用例，有的是佛教用语，指“心神”，如《佛教小辞典》在引何尚之文的有关范泰、谢灵运的文字后认为，后二句“意谓欲求心神之奥秘，必须依靠佛经”。有的是一般用语，指“性情”或“性情”与“灵机”，如颜延之《庭诰》所用之二“性灵”。它们虽皆和《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和《文心雕龙》的作者佛教徒刘勰有关。从上已知，早于刘勰若干年即用过“性灵”一词的范泰、谢灵运、颜延之、何尚之等四人，一一皆佛宗信徒，对佛学都有相当深湛的研究。一如范泰，《宋书》卷六十《范泰传》云：“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梁僧祐《弘明集》载其文七篇：《论沙门踞食表》三篇、《与司徒王弘诸公书论道人踞食》、《答释慧义书》、《与竺道生释慧观论踞食》、《佛赞》《广弘明集》一篇：《与谢侍中书》。再如谢灵运，他曾先后和名僧慧琳、慧远、昙隆、慧严、慧观、慧睿等交往甚密。《广弘明集》收录了他的《佛影铭》、《辨宗论》、《答范光禄书》、《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书》、《答纲琳二法师书》、《和范光禄祇洹像赞》、《维摩经十譬赞》、《庐山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诛》等多篇。三如颜延之，亦“信法者”（见上引和尚之文），《弘明集》收录了他的《释何衡阳达性论》、《重释》、《又释》等。四如何尚之，宋文帝称之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季路”，其《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亦录入《弘明集》。早年“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刘勰，对以上诸人的著作，特别是对何尚之那篇被自己的老师僧祐编入《弘明集》中的《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应当是读过甚至是无比熟悉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刘勰所用的“性灵”一词，并非首出，它当出于此四人中，特别是其中的范泰和谢灵运。何尚之所引范泰、谢灵运所说之“求性灵真奥”不是与刘舞《文心雕龙·宗经第三》之“洞性灵之奥区”完全一样吗？“性灵”一词的运用，应该和佛教信仰有关。但，这只是初步浅见，是否如此，值得深研。

　  二　　

首先，据考察，袁枚著作提到刘勰和《文心雕龙》者远不止6次，仅以《随园诗话》论，就至少还有3处被学界漏引。如卷六之《转韵与一韵》云：“顾宁人言：‘三百篇无不转韵者，唐诗亦然。惟韩昌黎七古，始一韵到底。’余按：《文心雕龙》云：‘贾谊、枚乘，四（按当作两）韵辄易、桓谭，百韵（按当作句）不迁；亦各从其志也。’则不转韵，汉、魏已然矣。”（《随园随笔》卷二十五略同）。按见《文心雕龙·章句》篇。又卷七之《联句探始》云：“联句始《式微》。刘向《烈（按照列）女传谓《毛诗》‘泥中’、‘中露’二邑名，《式微》之诗二人同作，是联句之始。《文心雕龙》云‘联句共韵，《柏梁》余制。’”（《随园随笔》卷二十同）。按见《文心雕龙·明诗》篇。又卷14之《回文诗》云：“余按回文诗，相传始于苏若兰，其实非也。《文心雕龙》云：‘回文所兴，道原为始。’傅咸有回文反复诗，温太真亦有回文诗，俱在窦滔之前。’”（《随园随笔》卷二十同）。按亦见《文心雕龙·明诗》篇。需要说明的是，后两条之意出自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文字略有不同。

第二、在《二十五史》中，《宋书》和《宋史》是不可混为一谈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第三、在宋世曾为“三公郎”的刘勰，《宋书》中凡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