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开篇中便以唐太宗痛失谏臣魏徵后所发的感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将贤臣魏徵喻为“人镜”，可以知道政事的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汲取智慧，鉴古知今。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此时期铜镜出土数量最多。但铜镜只是在统治阶级中广泛流传使用，并未普及到百姓生活。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已较为成熟，其形制、式样和纹饰呈现出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态势。汉代铜镜基本上为圆形，以半球形纽为主，也有伏兽形纽。已经开始出现玄锡（水银）作为铜镜表面的反光材料，使镜面呈现出一种高亮白光。纹饰表现手法主要有平雕、线雕和浮雕等。按饰种类分为蟠螭纹类、草叶纹类、星云纹类、铭文类、博局纹（规矩纹）类、连弧纹类、神人神兽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战争连绵，铜镜铸造业处于停滞衰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制作粗糙，创新极少。神兽镜流传较广，龙纹造型由汉代以来的线条式浅浮雕图案化向高浮雕写实化转变，龙的形象更为写实具体，更有立体感，富于艺术感染力。

　　展览中展出的众多汉代铜镜中，博局纹（规矩纹）镜可谓是精品中的精品。博局纹镜，亦称规矩纹镜，规与矩平均分布在图案之中，铜镜用于照容正心，寓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敬天道、守规矩。此类铜镜纹饰的方圆之间模拟了宇宙天地格局、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我们可从博局（规矩）图案中一窥汉代美学观与哲学观。它以钮座外的方形内区与博局纹的结合营造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在外区圈带纹内区中间方框四边有规则地分布着“T、L、V”这三个符号，方框正中外出“T”形符号，与“L”形符号相对，方框四角与“V”形符号相对，将镜子的内区分为四方八位、九宫十二位等方位布局。这些符号形似木工用具中的规和矩，故称之为“规矩镜”。铜镜背面四神纹饰的位置是严格按方位及五行的属性来配置的，很明确地体现出了天干、地支、四神、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

　　　　隋唐时期

　　隋代铜镜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明显带有汉及魏晋风格。最典型的是图案上保留了汉博局纹、神兽纹及靠镜缘处有一圈铭文，因此隋镜在继承的同时又明显有创新，且瑞兽图案少了两汉魏晋铜镜中神兽的神秘甚至狰狞，更加注重写实、灵动，富有生活气息。从字铭上也由汉和六朝的篆隶转变为成熟的楷书，其文辞华美艳丽，令人耳目一新。

　　大唐盛世的铜镜创作与铸造进入了鼎盛期。唐镜的镜体厚重，银白光泽强，有些镜表呈黑亮色，其种类繁多，创新迭出。纹饰上自创天地，尽扫两汉六朝遗风。精神及内容上更加自由写实，显得大气磅礴。唐镜在圆形的基础上创制出方形、菱花形、葵花形、窝角形、亚字形等镜型并流行，瑞兽鸾鸟、雀绕花枝纹无不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高浮雕技法和特种工艺的运用，超越了历代铜镜，真正达到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无法企及的高度。唐镜中最负盛名的海兽葡萄镜是中西文化艺术合璧的典范，它充分展示了大唐空前开放的胸襟和海纳百川，彰显一切有用有益之物皆为我所用的大唐气概。铜镜纹饰中有类似海豹、海狗、海獭等海兽，还有狮子、孔雀等吉禽瑞兽。此外，颗粒饱满硕大的葡萄首次亮相在铜镜上，一时间，海陆空的灵禽瑞兽飞啄跃奔交相辉映，融合一镜，体现出古人的奇思妙想。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的铜镜整体工艺水平虽由盛向衰，但无论制作工艺还是艺术成就，却有全新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后世铜镜艺术。这一时期，我国铜镜大规模走向民间，开始被百姓普遍使用，铜镜因而具有浓郁的生活和世俗气息，大量出现了花卉和人物。牡丹、菊花、桃花等缠枝花卉、人物故事一度成为宋金铜镜的流行元素。宋镜质地轻薄，造型除沿袭前朝外还出现了六边形、长方形、钟形、盾形、桃形及具柄镜等独具特色的镜形；其装饰艺术在我国古代铜镜工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花枝镜和花鸟镜，图纹纤细清新，描绘逼真，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韵律节奏感。宋代湖州镜和人物镜也蔚为大观，特别是湖州镜背多铸有作坊铭文，已萌芽古人在铜镜上的商标意识。金代铜镜在铜镜史上独树一帜，它一改以往含蓄、朦胧、纹饰抽象的神秘基调，直观、生动、活泼的纹饰，表达呼之欲出的意蕴。其纹饰在吸收汉、唐、宋三代铜镜图案纹样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新式图样，如双鱼镜、人物走兽、历史人物故事镜等，金代铜镜上的花押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元代铜镜式样较少，形制较为厚重，制作粗糙。有特色的为元代的戏曲人物镜和八思巴文镜。

　　　　明清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