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遗址墙壁上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这份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诏书，规定了各个季节与农民有关的农事活动的安排，以便各级官府机构按照诏书规定，不违农时，开展农业生产及各项政治社会工程活动。汉简中还有在遭灾时，官府贷粮借种给农民的记载。如“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长史渊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尉卒人，谓南塞三候、县、郡仓，令曰：敦煌、酒泉地埶（势）寒不雨，蚤（早）杀民田，贷种穬麦皮芒厚以廪食者，小石……”，就是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一次救灾活动的文件。

　　从文献和汉简的记载看，凉州农户的生活状况显然优于内地。例如居延简中记载戍田卒每月口粮多为“三石三斗三升”，这个口粮标准比内地一般的劳力略高，还有自种的蔬菜食用，如居延简：“城官中亭治园条：韭三畦，葵七畦，葱二畦，凡十二畦。”然而汉代凉州农户的生活仍然是艰难的，如敦煌汉简中有“或贫困，被饥寒疾疫之薑，日竦而惧于天地之木戈，未知所泽，君将何以辅赋小”。

　　水利建设与耕作技术的提高

　　在凉州地区，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汉朝对凉州的水利建设十分重视，设置了专门的主管官，修筑了许多沟渠，利用便利的水利设施发展灌溉农业。如史书记载从河套到令居“往往通渠置田”“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简证实居延屯田区“监渠佐吏”就有十人，说明其地灌溉农业规模之大。据史书记载，当时有些地方旱地改为水浇地后，产量提高约3倍。

　　汉代凉州农业劳动工具和耕作技术都有很大提高。国家为屯田者提供和移民借用的铁农具犁铧、鉏（锄）、鐅（锹刃）和耕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能。1999年，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的一块长方形棺板上，有一幅墨绘图，图中一位老者手扶犁具，铁质犁铧深插土中，两头耕牛在奋力拉着犁铧犁地，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凉州农民翻地的情景。当时较为先进的畜力条播器——耧车在凉州各地被广泛应用。汉朝发明的代田法和区种法在凉州推广。代田法是一种休耕制的耕作方法，其特点是田地中沟垄相间，耕耨结合，以保墒抗旱、防风抗倒伏，沟垄逐年互换，使土地轮番利用与休闲。这种“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耕作方法，推广到“边郡和居延城”，居延汉简中多次出现“代田仓”的名称，就是储藏通过代田法所获粮食之用。区田法适合在平衍土地和斜坡、丘陵的小块地施行，其特点是把庄稼种在沟状或窝状的小区中，在区内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距点播、施肥灌水、加强管理等措施，获取高产丰收。

　　铁农具、牛耕和先进农业技术的实施，使粮食产量大增。据农史专家研究，推广这些技术以后劳动生产率“差不多为文帝时期的八倍，为武帝时期‘跖耒而耕’的十七倍。”凉州各地粮食增产，粮食富余以后，市场粮价大跌，如宣帝时“金城湟中谷斛八钱”，河西走廊沿长城一线建有许多粮仓，应为存放剩余粮食之用。汉简文有“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当是郡仓所存粮食数量的记录。凉州生产的粮食除了满足农户所需外，还要缴纳用于边境驻军，其剩余则由国家增价籴买来储于边郡建立的常平仓中，作为平抑粮价所用，有时也应朝廷诏令，长途运输至内地，用于救灾或其他需要，居延简中就有朝廷调河西粮食支援内地灾区的记录。

　　通过屯田卒和农户的辛勤劳动，凉州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河西殷富”就是发展的表现之一，又使国家“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减少了从内地长途转运粮食的巨大花费，巩固了西部边防，还保证了汉对匈、羌斗争的胜利，促进了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