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发现，夯土墙只是一个特大型房址的一面边墙，也就是现在南佐遗址最核心的区域——F1房址。它是一座室内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房址遗迹，呈西北到东南向，东西宽约18米，南北长约33米，前厅后室，极为壮观。围绕F1房址还发现了另外4座房址，发掘面积为910平方米。初步断定其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其功能属集体活动场所。

　　南佐遗址F1房址。陇东报全媒体记者 闫慧摄

　　1996年，“南佐疙瘩渠遗址”考古发掘结束，为实施有效保护，考古人员对F1房址进行了回填。

　　文明先声

　　聚落遗址说明着什么

　　庆阳市位于甘肃省东部，习称“陇东”，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庆阳先民、中医鼻祖岐伯曾在此与黄帝论医，成就了中华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周先祖不窋曾在庆阳“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先河。据《庆阳地区志·文化志》综述中记载，“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区内分布相当稠密，全区7县均有大量遗存，特别是中南部马莲、蒲河两流域分布更密。”

　　“南佐（疙瘩渠）遗址”东西南三面临沟，东部渠称高家崖沟，西部渠称疙瘩渠沟，南部渠称冯家堡子沟，三沟于遗址的西南角汇入蒲河。北部未被冲坏的部分有一个东西向的近长方形的平台，在其周围及中部沟渠的两侧，还分布着大小不等的九个土堆（夯土高台的土疙瘩），“疙瘩渠”的名称由此而来。民间相传，此平台为周赧王西行之“行宫”，九个土堆为“九女绾花台”。

　　根据《中国考古学年鉴》简报记录，1985年9月至12月，赵建龙带队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清理出房基八座，其中四座较为完整。

　　房屋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和双间“吕”字形，面积最大的一座为30多平方米，居住面和半地穴四壁均抹一层厚0.2—0.3厘米的白灰面，表面平整光滑。房屋遗迹堆积较厚，说明人们曾有过长期的定居生活。

　　当时出土遗物有石斧、石刀、纺轮、骨笄、骨针以及大量的陶器残片。陶器饰纹多斜蓝纹和绳纹，陶色以红色为主，其次为灰色和少量黑色。

　　南佐遗址出土的陶片。（资料图片）

　　1996年4月至7月，由赵雪野带队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中，考古人员进一步明确，F1为地面式建筑，从房内的隔墙与附墙看，其使用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而地面的6层白灰面又可以说明其间经过5次修补以再利用。同时还发现，在夯土内夹杂着大量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炭化粮食（ 稻、粟、稷）等，这对研究中国古代农业起源、农作物种植与分布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考古调查和发掘情况，可以大致描绘出南佐史前文明的一些初貌：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在现今西峰区后官寨镇的南佐村，生活着一个早期人类聚落群体。他们居住在残塬沟壑边的塬面上，不仅能够制作精美的陶器，还掌握了精湛的建筑艺术，建有一座前厅后室，室内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殿。此外，他们开始食用水稻和小米，并且尝试着驯化粮食作物，他们的生活已经接近文明的先声。

　　据《甘肃省志·文物志》记载，“该遗址的大型殿堂式建筑，是继秦安大地湾、礼县高寺头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大型房址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研究仰韶文化晚期西北地区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孕育过程和性质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