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玉器比不过总兵 
　　明代晚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由于万历皇帝喜欢奢华，带动整个社会的享受之风，制玉工艺发展到顶点。那时苏州出现了一位制玉大师“陆子刚”，技艺被传说得神乎其神。 
　　那时的士大夫阶层重视生活品味，玉制文房陈设，除供欣赏把玩外，兼具实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鸟、人物、山水等，也成为装饰主题，呈现柔美雅致的文人品位。更因程朱理学的兴盛，学者对商、周礼制的考订，兴起了研究与仿制古玉的热潮。 
　　但奇怪的是，不论是故宫收藏的，还是定陵（万历皇帝陵）出土的明代宫廷玉器，材料却不太好，不是色彩暗淡，就是上面有大片的“绺裂”，这跟皇帝的身份很不相称。 
　　皇帝玩玉，也要讲综合国力。明代军队退守嘉峪关，无法直接从和田玉产地得到材料，只能通过哈密王来购买。途经各地关卡由总兵把守，即使是送给皇帝的玉料都要扒层皮，把好的留给自己。 
　　玉料经过层层克扣，到北京时已“不堪用”，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从边角碎料里找找能用的。民间却正好相反，明代总兵墓中出土的玉器，用料上乘超过宫廷。 
　　因此，明代宫廷里的一些玉器镶嵌了宝石，一来为了显示宫廷的气派，二来就是掩盖用料不好，只能用宝石点缀。美丽的外表下，竟隐藏着明代国力的衰微、吏治的败坏，不知道当年佩戴的皇帝和后妃，心里有没有感到悲哀。 
　　国力飞跃满足乾隆爱好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并不太喜欢玉，这三朝的玉器很少，但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嗜爱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全体现在玉中。乾隆对中国玉文化的贡献极大，故宫藏玉三万多件，其中一半为乾隆年制，精美者全为此时制作。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财力充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制玉业无论规模、工艺、人才等各方面都上升到巅峰时刻。 
　　但最重要的是，乾隆解决了和田玉的供应问题。1755年到1759年，清朝中央政府先后胜利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和田设办事大臣，并设“哈什伯克”（玉石官），督办采玉。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到嘉庆四年（1799）开放玉禁，官办采玉长达30多年。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这52年间，平均每年贡玉4000余斤，共计20余万斤。清代皇家用料可以随便挑，稍微差一点的都不要。 
　　清盛世的宫廷玉雕常体大厚重，极富庙堂华藻之美。其中用料最大、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贵、雕琢最精，器形最巨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就是“大禹治水”山子。 
　　“大禹治水”卓立如峰，峭壁峥嵘，瀑布急涌，古木参天，聚集着凿山导水的劳动大军，是中国玉器史中的一件瑰宝。 
　　乾隆为博千古之名，亲自筹划了这项盛举，玉料从新疆运到北京历时3年多，用大运河发送扬州，由苏扬玉工历时6年琢成，玉山运达北京后，择地安放，刻字钤印，又用两年工夫。 
　　嘉庆之后，社会经济日趋衰落，皇帝也没那个心情去玩玉。乾隆这一壮举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恐怕也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乾隆年间，全社会爱玉成风，玉器种类极为丰富，从大型山子到小型佩件无所不包，现代传统玉器几乎都是这时候出现的。那时的制玉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明代的“陆子刚”时期，可以说，只要想得到的款式和图案，就没有做不到。 
　　成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的“桐荫仕女图”山子，就是俏色玉中的佼佼者。 
　　这件作品中，上面是数轮圆筒瓦，庭院西侧垒着太湖石，周围桐蕉丛生，繁密茂盛。院外一妙龄少女，手持灵芝，轻盈地向徐开的院门走去。门内另有少女双手捧盒，向门外走来。一道细细的门缝，为作品带来了灵动之气。 
　　但是，谁能想到，这件宝物竟由一块琢玉碗时剩下的弃料雕成。原来的废料既有裂痕，又有橘黄色的玉皮子，但琢玉大师将裂痕变成门缝，把皮子琢成梧桐、蕉叶与覆瓦、垒石，化腐朽为神奇，终成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品。 
　　乾隆皇帝特制“御题诗”和“御识文”命人阴刻于器底。诗中说“义重无弃物，蠃他泣楚廷”，高度赞扬了玉工慧眼识良材的“高义”，可比古代的卞和。 
　　玉器最重要的不是做工，而是设计，在大师眼中，任何材料都会变成精品，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颗充满爱与创造力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