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所有民营教辅企业来说，想要获得的利润还需供养上面的数级“食物链”。2012年教辅评议制度出台，最终教辅评议权力上收至省教育厅。在教辅评议制度下，各级教育部门控制着教辅产业的两端——“评议”和“选用”。

　　在大的教辅产业链条中，作为食物链下游的民营教辅机构，如果想与当地出版社合作或进入教辅评议，成本十分高昂。尤其是高中教辅，由于直接关系高考，对质量要求较高，于是，国有出版社就会和一些市场上知名的民营教辅企业合作，由民营策划、组稿、推广、销售，出版社则坐收“牌照费”。

　　公关成本高昂，利润不断被摊薄，为了求生存，不少高考教辅行业走上“畸形营销”之路。“后高考经济”近几年在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趋势，首先就是“状元经济”。一些大型教辅机构为了宣扬自己的品牌，高价邀请考入名校的状元返场向应届考生传授高考经验，而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家教辅品牌。

　　例如曲一线从 2016 年开始组织了“小曲解答公益巡讲”活动，邀请清华北大等高校中使用过“5·3”品牌产品的高考状元到全国各地的学校进行巡回讲座，试图以此获得了更多的市场认可。

　　走红网络的衡中北大状元刘嘉森此前曾表示，在他与一家教辅机构签下了一年合约的时间里，他要做的，就是每周按照公司安排，前往全国各地的中学演讲，并在其中提到一句公司制作和销售的教辅书籍。大二、大三两年，最多一周要演讲四天，去八个不同的学校，从早讲到晚。

　　除了民营教辅机构的“鸡汤式”营销外，奇偶派梳理了解到，教辅销售的利益链条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学校、书店、书商等串联在一起，出版、审定、发行、进校方中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共同体。

　　一套教辅材料通过统一征订卖到学生手里至少要经过4个环节。《焦点访谈》调查报道中提到，以安徽省滁州市为例，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是编写者，然后由出版社出书，再通过新华书店发行进入学校，学校组织征订，最后教辅材料卖到学生手中。

　　按照一般行情，出版社除了付给编写者5%版税之外，还有印刷成本25%，最后出版社自己会留出20%左右的利润。所有这些费用差不多占书价的一半。也就是说，发行环节的利润可以达到书价的五成左右。

　　此外，在众多发行商中，能够进校统一征订教辅的却只有新华书店一家，而这就为新华书店搭售教辅，赚取高额利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过，对于获得独家发行权的新华书店来说，发行的高额利润并非他们自己独得。那么，这些利润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发行环节，是这个产业链条上最关键的部分。

　　出版社作为教辅产业的上游，一般以5折向新华书店供货，业内人士透露，新华书店在出版社按照五折拿书，新华书店五折拿到图书之后，扣除4%配送成本，还剩下占书价46%的利润，这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3%左右，要作为回扣，以所谓的发行宣传费用的名义，支付给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

　　据业内人士反映，现在各地对教育腐败查得比较紧，所以教辅出版商给教育局的回扣都做得比较隐蔽，比如说定期组织教育局相关领导到国内外考察旅游，赞助教育局的各种会议等等。教育局是教辅利益链上的重要获利方。

　　在“高考经济”的前端产业中，除了教辅产业，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高考经济”衍生出来，包括保健品、补脑液、高考补习班、家教、学区房中介、高考房等，甚至还有专门卖各大学内部招生指标的公司等违法违规的存在，以及护考钟点房、吸氧、高考营养套餐之类。

　　千亿市场的高考大蛋糕，裹挟着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期许和焦虑，但同时也诱惑着利益链上的各参与者抢食着高考的红利，由此滋生出了这条以教辅产业为线头的“高考经济”灰色生态链，而这，只是其中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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