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放学时间早，我们也不能每天请假早退。所以只能把他送去‘托管班’，如果托管班结束了我们还没下班，只能拜托朋友或其他孩子的家长先把他接走，我下了班再去接。”石女士所说的“托管班”一个月800元，仅负责接孩子放学，并无课业辅导。而原先在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女士，则干脆换了工作，选择了离孩子学校步行10分钟的一家公司。

　　陆女士的女儿在天津市一所区重点小学就读，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老师就在微信群里定期公布检测的成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什么要求，但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有时会落后几分，压力自然就来了。“有次在群里被老师点名，提醒我‘要多管管孩子’。这些都让我焦虑，总觉得得为孩子多做点什么。”于是，课内不行课外补、学校知识提前学、兴趣特长也不能落下……

　　“在校时间短了、作业少了，学校如何保证教学质量？”有家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减负、素质教育都是很好的方向，但如何落实且保证教学质量，让孩子们有竞争力，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政策频出、焦虑难消，减负令不是万能灵药

　　事实上，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都曾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

　　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根据新形势出台相应减负政策。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政策规定因时而变，“规格”也越来越高。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减负”作为教改的重要目标。2011年全国两会上，“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除了“规格”提高，减负的措施也变得更加具体。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和落实减负工作，对在校时间、课后作业、考试、补课、休息和锻炼时间等做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总的来看，各地区主要从入学选拔和在校教育两个方面加以限制。

　　有的地区如河南，除了实施小学就近入学和取消小升初考试，同时还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单独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举办培训班。有的地区选择以减少平时考试次数为切入点。北京规定，小学除语文、数学、英语每学期期末可以举行一次全校或全年级学科考试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有的地区则对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和课后作业有明确的规定，如天津要求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一、二年级不留家庭作业。

　　尽管政策频出，孩子的负担和家长的焦虑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调查显示，“00后”在校时间和做家庭作业时间均超过“90后”，学习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现象也更严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旭东介绍，2013年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建议，四至六年级每日家庭作业量不超过1小时。但本次调查显示，学习日“00后”小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超出标准0.7个小时，超标人数比例达66.4%。休息日“00后”小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超出1.8小时，超比例达81.1%。

　　相关专家表示，从目前的政策力度看，行政力量已经用到最大，单纯依靠政策来有效降低学生负担并不现实。在高速发展、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家长的焦虑并不奇怪，适度的负担也可以接受，但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学业负担与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