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总会存在不同声音，甚至“持不同政见者”。毕竟，要让所有人都成为周小平，在朝鲜或有可能（甚至都不可能），在现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了。不同的见解，可以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自由讨论。但这很难。举个印度的例子吧，印度在全世界被称为“强奸之国”，首都也被封为“强奸之都”，印度媒体人、知识分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印度黑车强奸案的记录片，却被政府封杀，理由是“影响印度的国际形象”。也就是说，本来强奸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更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持不同政见者消失甚至彻底消失，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并不鲜见。甚至，这是许多政府维稳的主要思路之一。

但反过来，有些（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感受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是滴水穿石地推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直到社会逐步改良，而是认为，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思路恐怕也要反思。

《穹顶之下》之后，没过几天，许多人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柴静身上，问题本来是雾霾，最终经过中国式思维的转化，再次变成了人。一个环保问题，变成了阴谋问题，再变成了爱国主义的问题。正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所以雾霾还将是雾霾，大家慢慢吸吧。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不同的问题搅合在一起，结果让真问题隐蔽了。

三

中国式思维浸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候让人窒息，就像雾霾。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也具有对思维方式上的雾霾的高度适应性，最终，呼吸新鲜空气是要不习惯甚至晕倒的。

我也遭遇过不少中国式思维，甚至可以说时时在遭遇。许多时候，我本想解决问题，结果被当成问题解决掉了，你懂的。

我曾在某机构服务数年，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我的目标很明确，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的“问题解决者”。但当你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觉得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我不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最终，当别人不想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把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人。

作为一个伦理国家，中国人对人的兴趣，远远高过对自然的兴趣。中国人的自我价值感，也往往是通过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定位的，这是可悲之处。我们对天空没兴趣，对大地没兴趣，对花草虫鱼没兴趣，对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都没兴趣。

在一部科幻影片中，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里研究，别人问她幸福是什么，她说，当我在实验室里率先观察到某些真相，领会到某些真理的时候，那是别的一切无法取代的幸福。

四

为什么有人会热衷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

因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总比解决问题要来得容易。在任何领域，要解决高水平的问题，非得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不可。对教育来说，这种训练尤其不易（这也是许多专家名不副实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避免了问题被深究，避免了自身缺陷被暴露，避免了自尊心受损，这比解决问题本身来得更快捷，何况有时候问题本身并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这时候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显得更为顺理成章：既然问题解决不了，何不让自己感觉好一些呢？

就是说，我们先天就有防卫机制，就像乌龟的壳，它固然保护了我们，但也让我们终生成为缓慢而低级的爬行动物。当一群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取消问题的人构成一种力量，这就叫“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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