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围绕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及其变法而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近日，在上海图书馆“冬日里的上海书香”名家系列讲座中，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安石传》作者崔铭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勇者”的本义，是果敢、胆大的人。在儒家文化经典中，勇者与智者、仁者一起，作为最高人格典范，被赋予了远超本义的道德内涵。

　　“勇者不惧”是王安石最鲜明的品格。激流勇进，急流勇退，从容主动，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崔铭

　　多维视角下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我们对他最初的印象，基本上都来自中小学课本：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皆擅，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又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诗五大家”，写下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名句名篇。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运动——“熙宁变法”。

　　清末民初，梁启超曾作《王荆公》一书，这是一部有关王安石的传记。其中写道：“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不仅高度推崇王安石的品性节操、文化成就，而且对他在政治领域的改革给予了肯定。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

　　那么，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北宋文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好友曾巩在写给老师欧阳修的信中曾这样推荐王安石：“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这一评价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认可，欧阳修曾说：“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这样评价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肯定其道德学问，指出其个性缺点，并否定其政治成就。苏轼称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黄庭坚也表示：“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同样是褒扬其人品学问，而对其政治功业不置一词。值得注意的是，曾巩、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北宋之后至清代中期，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文人私家撰述，对王安石变法都是全盘否定，王安石本人也因此遭到贬低。在古代一些通俗小说中，对王安石甚至进行攻击和丑化。

　　从朝廷旗帜到亡国祸首

　　那么，对王安石的过度贬低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北宋历史以及王安石生前身后在政坛的起伏升沉。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步入仕途，这一年他22岁。此时，北宋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庆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主张革新的大臣，进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是，改革持续仅一年多就草草收场。随后的二十多年，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叠加，危机更加深重，人心思变，改革思潮风起云涌。在此期间，王安石历任多地地方官，又先后辗转朝廷多个部门，很快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诸多领域崭露头角。

　　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王安石先后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主持改革。改革造成了士大夫群体的分裂，朝廷形成变法（新党）与反变法（旧党）两派。在主政期间，王安石多次遭到反变法派弹劾。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辞去相职，归隐江宁（今江苏南京）。但改革没有停止，熙宁十年至元丰七年（1077—1084），宋神宗继续推进改革。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废除新法，停止改革。旧党主持撰修《神宗实录》，否定新法，但不能否定神宗，于是将变法之责归于王安石一人。这个时期的基调正是司马光定下的——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学问，但否定其政治思想。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即继承神宗朝施政方针，并重修《神宗实录》，肯定新法。此后直到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王安石始终被奉为朝廷旗帜，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高度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