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指人的心性、本性，是内心的善念，而不是指某一方面的才能。子路、冉求、公西赤是孔子弟子中很有本事的了，可孔子在回答孟武伯对他们的询问时也只是讲讲他们的才能。子路可以负责一个大国的兵役、军政工作，冉求可以当一个大夫的总管，公西赤善于外交，可以衣冠整齐地接待贵宾。当孟武伯问他们三位是否仁时，孔子却说“不知”。

　　孔子对仁的要求标准很高，一般不轻易许人以仁。连他自己都不敢称仁。《论语·述而》中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在孔子看来，要说仁，只有那些能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人才可当之无愧，比如“殷之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认为，有才者未必有仁，未必有德。尽管子路、冉求、公西赤这三位学生都各具才能、各有所长，甚至在仁上面的修养也很深，但孔子仍不轻易许之为仁。这说明他们的行为中有仁的成分，但仁还不纯，还没有达到至高境界。仁道至大，岂敢轻言。

　　苟志于仁则无恶

　　孔子把仁的作用看得很大，他在《论语·里仁》中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立志于仁德，就不会做恶事了。本性有仁，便有善念，便会向善、择善、行善、至善。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意思是说，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能真正地喜欢人、憎恨人。原因是他们没有私心，客观公正。

　　人人都有爱恨，有喜欢的人，有讨厌的人。但有时由于不明智，喜欢的可能是坏人，讨厌的可能是好人。更有甚者，出于私心而有其好恶，他的好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出于利害。为了个人私利，他可以颠倒是非，可以把恶当善，把坏人当好人，把好人当坏人。而仁者的爱恨是没有私心的，他们不是从自我私心出发，而是本于大道出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就是好，恶就是恶，不会因利益诱惑而改变，不会因众声喧哗而改变，不会因权力地位而改变。

　　既然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那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违背仁的事情。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很多人以为儒家只讲“仁义”不讲利益，其实不然。孔子并不否认人的欲望，他很清楚，人往往都会对物质有所追求。所以他特别强调一定要以“道”得之，用正当的方法去追求、去选择。而其中仁就是根本，是标准。

　　这种以仁为标准的利益观、财富观不是一时，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坚持，特别是在最不容易坚持的仓促匆忙之间、颠沛流离时也要坚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在心情平静、境遇良好时行仁行善要相对容易，在仓促匆忙之间、颠沛流离时行仁行善则要相对困难得多。

　　有了对仁的追求，在孔子眼中，仁甚至比生命更重要。他在《论语·卫灵公》中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的生死观是以仁为最高原则的。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十分宝贵，但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那就是仁。“无求生以害仁”，就是不要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杀身成仁”，就是要人们在国家、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仁。“杀身成仁”也植根在很多志士仁人心中，成为他们的生命准则。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很崇高，也很重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但这却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孔子之所以大力倡导仁，一方面仁确实是一个人的最好品德，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天下仁人不多，仁德不兴。所以，孔子感叹他没有见到能有一天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实行仁德上的人。人们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力量不够，是用心不够。

　　针对这种现象，孔子指出，关键不在于力足与不足，而在于是否有行动的仁心仁念。

　　虽然仁的标准很高，能够达到仁的人很少，但孔子还是反复强调，要朝着仁的目标迈进，只要努力，仁就会实现。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意思是说，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行仁，仁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