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伏羲的祭祀，历代都很重视。但是，作为政府指定和组织的祭祀则是从唐代开始的。据顾吉辰先生的研究：“自周秦以来，先代陵庙多有常享，着于甲令。”但单独列出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置于一庙，即建立起三皇庙制度，则始于唐玄宗。据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六载正月戊子条云：“于京城置三皇、五帝庙，以时享祭。”又据唐杜佑《通典》卷五三《礼典》云：“(天宝)七载五月，诏：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飨祭，仍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飨。”从此以后，祭祀伏羲便成为定制，一直到清朝灭亡为止，延续了一千多年。时至今日，北京的帝王庙有伏羲的牌位，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甚至日本都有伏羲庙，并且祭祀规格高，影响相当广泛。

　　如果说一座祠堂是一个家族文化的载体，那么，伏羲庙和太昊陵就是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大祠堂、大载体。从古到今，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人们对伏羲的崇拜，对伏羲文化的宣传，其目的和功能就在于统一步调、和谐社会、文明人类。作为研究伏羲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是东陵(淮阳太昊陵)，还是西庙(天水伏羲庙)，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加大保护的基础上搞活开发利用，为繁荣当地的旅游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深远历史意义上讲，伏羲文化物化意识的统一性，无疑是凝结人类文明的有效载体与直观体现。

　　(摘自《伏羲文化70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