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王朝出军击破受匈奴控制的楼兰和车师。此后，又以和亲方式巩固了和乌孙的联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汗血马”，汉武帝又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两次西征，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

　　“天马”“龙为友”

　　汉武帝对于“天马”的歌颂，涉及行天之“龙”。《史记》卷二四《乐书》载录《太一之歌》有“太一贡兮天马下”“今安匹兮龙为友”句。《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作“今安匹，龙为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

　　名将马援曾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马”与“龙”作为“行地”与“行天”体现最优异交通能力的物种相并列。这样的意识应当产生于草原民族特别尊崇马的理念基础之上。秦人注重养马。据《史记》卷五《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在他们的世界中，马是最好的祭品，与“龙”有着某种神秘关系。

　　“天马”的军事史意义、交通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

　　马政开发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与匈奴军事对比的弱势，首先表现在骑兵的战斗力方面。中原人从草原得到好马，是渊源悠久的民族交往形式。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天下之马”的故事，书写了中国古代养马史重要的一页，也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天马”追求的历史先声。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天马”西来，所经行的正是张骞使团的路径。当时，据说“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与胸襟。“天马”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既体现汉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又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志向高远、视界雄阔的时代精神。

　　“天马徕，从西极”，对于中原社会的文化生活也有积极的作用。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展史》指出：汉代“具有艺术效果的雕塑品，许多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的宫殿池苑之中。”“至于大型青铜动物雕塑，有武帝得大宛良马后铸造的铜马，立于鲁班门外，并更名为‘金马门’。”来自西域的“西极马”和“天马”，对汉代造型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汉武帝时代到东汉时期，“骏马雕塑都一直以‘天马’为摹写对象，不论是陶塑、木雕还是青铜铸制，也不论是出土于都城所在的西安、洛阳地区，还是河北、甘肃，乃至四川、广西，骏马造型都显示出‘天马’的特征，匹匹都塑造得体态矫健，生动传神”。“天马”以其俊逸雄奇，成为汉代文化风格的典型代表。

　　（《天马来：早期丝路交通》，刘进宝主编，王子今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