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区遗存的碑刻书法也是敦煌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酒泉发现的北凉石塔《高善穆石塔》，造像塔塔基之上为圆柱覆钵形塔身，上刻隶书发愿文与经文36行，有明确纪年题为“承玄元年”（428年）。基柱上方圆柱形经柱，高7.2厘米，柱围46厘米，周围刻发愿文与经文三十六行。这些字为“北凉体”。北凉体是北凉王国在大兴佛教中形成的书体，主要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写经、石塔、造寺碑上，其时间为四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五世纪七十年代。北凉体和魏碑体、写经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书体为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保留了较多的隶意，且笔势峭拔，风格独特，故书法史上称为“北凉体”。“北凉体”与敦煌碑刻书法的渊源可谓是一脉相承。

　　除此之外，以张芝为代表的敦煌名家书法也对当时敦煌书法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被后世尊为“草圣”的东汉末年大书法家张芝（字伯英），祖籍乃敦煌渊泉一地。在中国书法史上，张芝与怀素前后辉映，代表着汉唐时代草书盛行期的两座丰碑。

　　自汉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间，在草书领域里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四位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草圣张芝。其实，张芝的影响力到东汉末期才显露出来。从京城长安到西陲敦煌，从天水、洛阳到楼兰、高昌，都有大批张芝的“追随者”。在张芝创立草书之后，草书从实用中脱离出来，书法才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这门艺术在汉代形成了以敦煌书法为代表的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敦煌地区出土的书法遗存在时间上跨度近千年， 汇聚了众多书手在不同时代的创作。敦煌书法在点画、章法和结体上充满了变化，自然且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流行的审美趣味，东西方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理念在其中交映成辉，孕育出具有华夏气派的审美意趣与艺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