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碑刻文物存量颇丰。民国时期有钱有闲到大西北一游者，大多具备相当文化素养；甘肃的碑刻拓片亦为当年颇受“驴友”青睐的纪念品。

　　据林竞日记1919年2月6日条载，当天在兰州购得阶州西狭颂摩崖（俗称黄龙碑）拓片，“字体遒劲，为汉碑中之最完整者。”同月26日条载，其赴武威大云寺拓印西夏碑、赴文庙文昌宫拓印所藏新发见之唐西平公主及慕容明碑，并生动记叙了当时拓碑情景：“此间无拓手，今差人试作，余则往来于大云寺文昌阁之间指挥教授，两足为酸，尽一日之力，仅拓十余张，字迹犹不能明朗。”陈万里1925年春西行途中寓居兰州期间，时有拓碑者送货上门，其中包括兰州府文庙保存之著名的《淳化阁帖》，每部售银三两，陈氏“购数部分赠太原西安诸友”。另有秦安出土之北周建崇寺碑拓片、武威出土之西夏天祐民安碑拓片及道光四年陕甘总督那彦成摹刻之《董其昌临颜鲁公赠裴将军诗帖》《米芾行书虹桥诗帖》《怀素自叙帖》等，陈氏“亦购数份，以赠友好”。敦煌莫高窟因存有六朝经幢残断、唐大中五年碑、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宗子陇西李氏丹修功德碑记、武周圣历元年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残断、元皇庆寺碑等著名碑碣文物，民国时期甚至一度催生了地方拓碑产业。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考虑到无序拓印对文物本体的损害，决定实行专管专营，制定《拓印千佛洞碑碣管理办法》，规定凡在千佛洞地区内之一切碑碣统由该所加以管制免遭损毁；各种碑碣之拓印概由该所雇工为之，各界人士不得自行拓印。为减少碑碣之损毁，每种每月拓印三十份；凡游人欲购千佛洞各种碑碣拓本者，每人每种限购一份并须在登碑帖拓印登记簿上签名盖章。每月所拓印之各种碑碣由该所贩卖部经售并酌收工料费，当年可供出售的莫高窟碑碣拓片及定价分为十二种，旅行者可根据自身兴趣与预算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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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和手艺，抗战时期兰州出产的特色手工业制品亦畅销一时。当时，中国工合在兰州倡导并扶持百姓以“众筹”形式创办合作社，既支持抗战又解决生计。兰州历来是西北地区羊毛和皮革等特产集散地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清末洋务运动时即有兰州织呢局之设。

　　据《回忆中国工合运动》一书载，彼时兰州费家营、盐场堡等处合作社生产的提花毛毯，宁卧庄栽绒社生产的挂毯和椅垫，制革合作社生产的皮箱等产品，采用敦煌文物图案，配色美观大方，产品质量精良，成为较有名气的旅行纪念品，“不仅在兰州畅销，亦为省外和国外消费者所欢迎，常是供不应求。”

　　民国时期甘肃出产的这些“伴手礼”，放在琳琅满目的中华工艺美术宝库里可能并不十分显眼，其购买者亦多局限于相对小众的群体。但俗话说，礼轻情意重，在资讯和文化传播手段并不发达的年代，小小“伴手礼”也是国内外人士了解甘肃的一扇窗口。更遑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陇原文创产品的鼻祖，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