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均田令是在承认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已占田地合法化的前提下，将大片荒闲田地分给贫民耕种。它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将它同当时新建立的“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相结合，有力地落实了国家分摊的赋徭。从技术层面看，这也是一项成功的经济管理经验。

　　庄园制经营是在社会战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私家地主建立的能有效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一项创举。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量流民、佃客托庇于豪强大户门下，“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晋书·慕容德载记》）直到北魏时期，仍然是“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这都是典型的庄园制经济实体。实行庄园制生产，劳动者不向国家负担户调，但从另一角度看，正是以世族地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庄园制生产关系，才能在私家武装（部曲）的保护下维持生产；否则社会生产就根本不能进行。

　　屯田民和均田民是国家佃农，地主庄园上的生产者是私家佃农。农人只有依附于国家或私家地主，在他们的武装“保护”下才能生存。有些时期和地方，若见独立存在的自耕农，官私武装对他们都可以“放兵捕索，如掠鸟兽”（《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改进生产技术

　　这一时期的官营和私营生产，从技术的角度看，至少有四个方面明显的改进：

　　一是实行多种经营。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有粮食、蔬菜、林菓树、家畜饲养等综合性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记载。甘肃先秦、秦汉以来就有农牧结合、辅之以工商的经营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地主庄园制经济，继承了这一经营方式。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画对此有形象的反映。国家屯田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世族地主庄园则在粮食种植的同时，又大量发展畜牧养殖等多种经营。这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技术专长，在商品经济萎缩的社会环境下，生产出能够满足多方面需求的产品。

　　二是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在战乱分裂的社会下，谁有充足的粮食，保证劳动者起码的生产、生活条件，谁就能收容更多的流亡者为家兵和佃客，提升经济、军事实力。私家地主除大量地收容佃客外，还有能力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栽培技术。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所见犁铧的改进，就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多幅犁地的壁画中，有二牛挽一犁的，也有一牛挽一犁的画像。所拉犁铧构造有三种：时代较早的一号墓《耕播图》仍为二牛抬杠的单辕犁，犁铧扁平，犁箭中腰有一横木，这种犁还较笨重，犁铧破土也不深，与两汉时期的差不多；时代稍晚的五号墓所画耕犁，也用二牛挽拉，犁铧系全铁制成，前端呈等腰三角形，后部稍高于犁冠。犁箭固定在犁辕和犁床间，不能调节，只是用来支撑犁辕和犁床，这种犁同样不能调节耕地的深浅，但因犁铧后脊稍高，因而破土较深；时代较晚六号墓的《牛耕图》，耕犁有较大改进，它用一牛挽拉，犁铧虽同是前端呈锐角三角形，但变为套铁铧冠，犁铧脊部隆起，前低后高。犁床由犁梢近底处斜出，前端安装铁犁铧，犁铧后部横装一块长方形木板，这是以往所未见的新式装置。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所见犁铧和汉代画像石宽扁的犁铧相比，具有狭窄、轻型化特点。六号墓挽牛还用曲轭，这种曲轭“用控牛项，轭乃稳顺。”（元·王桢《农书》卷）曲轭两头和犁的木质双辕前端连接，双辕在牛后相合如单辕，再与犁梢相接。虽然还不如使用耕索轻便灵巧，但比汉代的肩轭单辕犁轻巧多了。

　　此后，在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壁画中就只有一牛牵引的双辕犁了。说明魏晋时期是中国从二牛单辕犁过渡到一牛挽拉双辕犁的时代，这一过渡的状况及特点出现在嘉峪关地主墓葬壁画中，又说明甘肃是这一重大农技改革的地区之一。

　　耢（耱）是碎土、压地保墒的农具。耙有竹木制作而用于场圃的，有铁齿、手持碎土用的，也有畜拉碎土保墒的，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所见的铁耙就属于后一类。这些农具明确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撰的《齐民要术》，而早在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就有使用耙、耱的画像。它除能破碎土块，疏松土壤，还能起到除草、平整土地、保墒抗旱、减轻劳动力、提高耕作效率的作用。该图证明魏晋时代，甘肃就已经出现并普遍使用这类先进农具，是中国所见最早的耙、耱资料。壁画所见还有木锨、杈、连枷等当时先进的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