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虽不长，但意义重大。唐代大修史书，完成《晋书》等正史八部，而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正是在如此浓厚的史学氛围下司马贞为《史记索引》综述、补充前世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撰成这样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最终完成伏羲传说事迹的历史化。　　宋代史著，如苏辙《古史》、刘恕《资治通鉴外纪》、郑樵《通志》等对前代所记伏羲事迹进一步整合，总的趋势是将传说彻底历史化。罗泌的《路史》则是以资料性著述的形式，将当时所有能见到的各种资料统统辑入伏羲本纪《太昊纪》，“纪”之原文和其子罗苹的注释加起来超过7000字，洋洋大观。经过宋代史家对伏羲资料的全方位整理，后世基本没有了拾遗补缺的空间，如清代古史名著马骕的《绎史》记载伏羲，就只能采用列举宋代以前注明出处的伏羲资料辑录的方式了。

　　简要回顾典籍中的伏羲“状况”，则知我们崇敬的人文始祖伏羲，是应国家和普罗大众的需要逐渐形成的，伏羲文化史是动态的建构史和接受史。

　　近现代，学术界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运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思想对伏羲传说的来源性质、历史内涵以及伏羲和女娲的关系等进行多学科研究，使伏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闻一多的《伏羲考》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伏羲由古人典籍中的历史人物，又回归传说人物、神话人物。不过，无论考古者如何考，辩史者如何辩，伏羲是历史人物的身份可以质疑，但谁也无法否认或无视伏羲及千百年来形成的伏羲文化。如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言：“我们谈到古代历史都很骄傲，我们的历史年代非常精确，可以一直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是不可争论的。再往上还有很长，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的，也就是从伏羲、女娲开始的。”当然不可否认，从伏羲、女娲开始的中国历史有许多断点，故此古人以合理的想象连缀远古历史也是合情合理的。伏羲出现在先秦诸子典籍之中的形象，是一位上古时期的人王，是诸子百家回顾历史的产物，不应是凭空虚构，宏观一点说，神话传说就是上古时代的历史，应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