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玉礼器与巫教(一)

　　我国的玉器距今已有八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时代上以辽宁阜新查海和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两遗址发现的玉器为最早。经鉴定，查海发现的玉器全是真玉（软玉），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玉石的不同。然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最早注重的是玉器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有凿、环、玦等，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多为生产工具。在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有二十余件用粗玉、莹石制成的器物，器形都是作为装饰佩带用的璜、玦、珠、管等[1]。中原地区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也曾出土有绿松石饰、珠等。这说明装饰和实用是人们对玉的第一需要。只是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和巫之间发生了紧密地联系，玉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宗教礼仪中具有重要的用途，常常作为巫师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礼器，或者作为随葬品埋于墓中。所谓的“藏礼于玉”，就充分反映了玉的深层次的文化内含。本文拟从玉礼器的起源入手，为玉礼器的早期发展勾勒一个粗略的线索。并在此基础上，对与玉礼器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以探讨。

　　一、史前玉礼器的出土概况

    从现有资料来看，玉礼器的产生大致在距今6000-4000年之间。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从地域上看，集中出土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当然，在其他地区的不同文化遗址中也有零星出土。

　　1．红山文化玉礼器

　　分布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其时代大体在距今6000?/FONT>4000年之间。红山文化的遗物，有石器、玉器、陶器、蚌器、骨器等，其中尤以玉器最为突出。在各地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中，我们常发现有玉器随葬。以玉为葬，以玉为祭，是红山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距今五千年前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各地诸文化遗存的一个共同时代特点[2]。

　　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除常见的珠、璜、璧一类佩饰外，成组的鸟兽形玉的出现是其一大特点。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三星他拉村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大型碧玉龙。龙体呈C字形，高26厘米。吻部前伸，向上弯曲，嘴紧闭。鼻端截平，上端边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椭圆形，有对称的双圆洞为鼻孔，具有猪首的特征。这件大型玉龙，是一整块玉料的圆雕，细部运用浮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洁圆润。龙体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显得极有生气。此种形态的龙对后世影响很大，与商周玉龙，特别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有所相似，堪称殷商玉龙之鼻祖[3]。无独有偶，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发现的一件兽形玉雕，头很似豕，躯体弯曲如龙蛇，与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有许多相似之处[4]。

　　在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地，则出土有勾云型大玉佩、马蹄型玉箍、玉钺、玉璧、玉环、玉鸟、玉珠坠等。陶器中有无底筒形彩陶器。尤其是在另一墓旁采集到双猪首三联孔玉饰一件，形象逼真。据孙守道先生研究认为，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当与猪首有关，在牛河梁女神庙中便发现有泥塑的猪龙，或许正表明了龙与猪首的关系。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礼”的雏形[5]。从出土情况来看，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2号墓位于墓地的中心部位，为石棺墓，石棺讲究，随葬有勾纹玉饰、马蹄形玉箍饰、玉鉞、玉环、竹节状玉饰、玉鸟等，墓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城子山发现的陶器，如无底彩陶筒形器、卷沿直腹大型无底瓮等，并非是实用器，而是为祭祀而特意烧制的器皿[6]。
　　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的比较重要的一处宗教遗址。祭坛的中心为方形基址，在基址南墙内侧发现双龙首璜形玉饰，淡绿色，长4厘米。璜形饰中部对穿一孔，两端各作一龙首，吻向前伸，上唇翘，口微张，目作菱形框，身饰瓦沟纹样。在方形基址东外侧，发现鸮形绿松石饰，作展翅鸮形。用细线刻出鸮首及翅尾部的羽毛，鸮背有穿孔。鸮、龙虽然说是小型饰物，但它出现在祭坛中心，当与祭祀活动有关[7]。另外在基址内还发现有兽形玉、勾云形玉佩和用途不明的“马蹄形玉箍”等。马蹄形玉箍饰形作筒状，上粗下细，一般高约十米，平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缺口或钻有双孔，斜口一端边缘簿且锐。在已发现的十多件玉箍中，凡是出土位置明确者，多数置于头骨上方。有人认为此物是腕饰，也有人认为是束发器，曲石先生则认为是部族首领顶戴以示身份的标志，或可称之为冠[8]。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和积石冢中，也发现有大量的玉器。其中，二号积石冢的墓葬内出土有箍形玉器、勾云形玉饰、玉环、玉壁等有代表性的器物。特别是M4猪龙形玉饰更为引人注目。皆作兽首形，大耳，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体现了红山人独特的玉器制作水平[9]。

　　从上述出土的玉器中，我们不难看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原始宗教有关。至少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为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有的可能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人们所佩带的装饰品，同时也是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和礼制化的产物。如玉璧是装饰品，但也是祭天的礼器；多处遗址中出土的玉钺，作为随葬品是墓主人权威身份的象征，但是在祭祀礼仪中，它便成了巫师手中的法器。发现的玉龟、玉鸮、兽形玉和龙形玉，都是当时人们信奉的灵物。而且，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这些玉器的制作已规范化。诸如兽形玉，在近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分布面上出土的十余件兽形玉，除个别有线条增减外，从总体形象到细部处理，竟是惊人的一致。其中7件为大型，高均在14?/FONT>15厘米之间；小型的3件，高为7?/FONT>7.5厘米,恰似大型玉的一半。造型复杂的勾云型玉佩，其基本形态也一致。这说明这类玉器的制作不是随意为之，而是遵守着严格的的规则，受着一定观念形态的制约[10]。因此，我们将包括玉钺、兽形玉、龙、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饰在内的红山文化玉器视为早期的玉礼器。

　　2.良渚文化的玉礼器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玉器，在其早期的河姆渡、马家浜和松泽文化中都有出土。其种类以璜、管、玦、镯、珠、坠等装饰玉为主。然而，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数量骤然增加，而且多成组的出现。玉器种类有璧、琮、钺、斧、钺冠饰、钺端饰、杖首、冠状饰、三叉形饰、半圆形冠饰、椎形饰、柱状饰、镯、璜、瑗、锥、笄、臂饰、兽面饰、靴形器、带钩、纺轮、蝉、鸟、龟、管、珠、坠以及各种形式的小玉片等几十个品种。基本上可概括为三大类：即礼器、佩带饰物和镶嵌饰物。其中以大型的玉琮、玉璧、玉钺、冠状饰等礼器最为引人注目。应当说，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与其他地区同时期的文化相比较，玉器的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雕刻工艺之精湛，是首屈一指的。特别是近年来在上海的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都有大批精美的玉器出土。以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为例：在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以单件计算多达三千二百余件。玉器的品种有璧、环、琮、璜、镯、带钩、柱状器、杖端饰、冠状饰、锥形饰、三叉形饰、半圆形冠饰、镶嵌端饰、圆牌形饰等等。出土时放置的位置基本相同。头骨上方为玉冠饰，胸腹部放置玉琮，一侧放玉钺，玉璧多置于腿脚部。全部玉器中，以玉琮最具代表性。其中一件被称为琮王的，射径达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高8.8厘米，重达6.5公斤，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复合像，发掘者称之为良渚人崇拜的“神徽”，也有人称之为祖先神面纹，或认为是巫师形象的反映[11]。

　　再看瑶山祭坛。由里外三重组成的瑶山祭坛，被南北并列的11座墓葬打破。11座墓中共出土随葬品707件（组），而玉器就占了635件（组），器形有琮、钺、冠状饰、三叉形器、锥形饰、牌饰、璜、圆牌饰、镯、带钩、管珠串饰等。其中玉钺6件、大玉琮8件、小玉琮19件、三叉形器6件，均出土于南列诸墓中。三叉形器出土位置均在死者头部。但琮 、钺、三叉形饰只见于南列诸墓，而玉璜、纺轮只见于北列诸墓，当有男女之别。发掘者认为，这里既是一处祭祀场所，同时又是男巫女觋的专用墓地[12]。

　　再以武进寺墩遗址为例。寺墩是一个高出地面约20米的椭圆形土墩。在这里发现的4座墓葬中，有3座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墓中出土的玉器十分丰富，如3号墓有随葬品一百多件，大部分为玉礼器和装饰玉。其中玉琮33件，玉璧24件；而且从其摆放位置来看，玉琮除一件置于头部正上方外，其余都围绕人骨架四周；玉璧则分置头前脚后，一部分压在头脚之下。玉璧、玉琮以及人骨架均有被火烧的痕迹。这说明在埋葬时举行过用火敛葬的仪式[13]。

　　3.仰韶、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礼器
 
　　黄河流域的玉器虽然说起源也较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已有了绿松石珠和绿松石饰等，但总的来说发展较为缓慢。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玉器在整个出土文物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寻到了玉礼器的蛛丝麻迹。位于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铸鼎原，传说为黄帝铸鼎升天的地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距此不远的“五帝村”仰韶文化遗址上，曾采集到一件完整的玉璧，在另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采集到多件玉圭。这些玉器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灵宝铸鼎原与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向与会专家作了展示。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玉璧和玉圭从形制上来看，绝非是实用器，很有可能是用来礼天地四方的礼器。

　　在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我们则看到了另外一翻景象。如在大汶口墓地，发现了玉铲、玉锛、玉凿、玉指环、玉臂环、玉笄和玉管饰等[14]；在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了150件（组）玉器，有琮、琮形锥状器、琮形管、锥、耳坠、串饰、镯、环、瑗、指环、佩、柄饰、珠、管等[15]。安徽含山凌家滩大汶口文化墓地，在三次发掘中出土文物约1200件，其中玉器约600多件，占出土文物总数的50%以上。最多的M4，一座墓内出土玉器达96件。整个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种类有璜、玦、环、镯、系璧、璧饰、钺、玉龟、玉鹰、玉龙、玉人、玉斧、玉管、菌状玉饰、扣形玉饰、刻纹玉饰、半椭圆形玉饰、玉勺、玉笄、玉纽扣饰等。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玉龟，在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还夹有一件八卦图[16]。玉版龟书的发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当时卜巫文化的一种反映。说明玉龟已非一般的装饰品，而是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并与人们的宗教活动息息相关。玉龟、玉版和其他如玉龙、玉鹰、玉人等，仅集中出土于少数特殊人物的墓葬中，反映了特定的等级、地位、观念、意识和信仰。

　　发展到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玉器虽不及良渚文化那样发达，但诸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等地，也发现了成批的玉器，且大多已具有礼器的性质，其重要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在已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神木石峁的玉器是独占鳌头的。戴应新先生把历年来采集和发掘的玉器进行了综合研究，他介绍现存石峁的玉器共127件（据说还有四五百件精品在十年浩劫中被毁），有黑、青黄、红、深绿、碧绿、紫、灰、白诸色。系由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岩等质料制成，均属软玉。器形有牙璋、圭、斧、鉞、戈、刀、璧、璜等。玉雕艺术品有人头像、玉蚕、虎头、玉蝗、螳螂。玉器多出土在墓葬中。这批玉器除玉璧、玉璜可用作佩饰外，其余玉圭、玉斧、玉鉞、玉戚、玉刀的刃部钝厚，无使用痕迹，可见并非是实用器，而应是当时的礼器。特别是玉牙璋，发现了28件，其装饰的牙齿具有象征意义。它不是兵器，也不是生产工具，更不是装饰品，应是举行祭祀活动的礼器。玉刀发现近40件，又长又大，刀身有钻孔，同样不能实用。玉钺、玉戚、玉斧、玉戈是象征权威的法器。玉璧虽可作装饰，但也是一种礼器。这么多的礼器发现在墓葬中，墓主人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巫师。从出土玉质礼器的墓葬数量之多来看，石峁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曾有一个巫觋集团居住[17]。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出土的玉器有玉钺、玉瑗、玉琮、玉铲等礼器和制作精良的玉梳、玉管、玉臂环等。其中以钺、瑗较为常见。凡是较大型的墓，随葬的玉器也就较多。在9座大型墓中，除出土有代表王室重器的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外，还有玉钺、玉琮等。如M3015，出土各类随葬品178件，其中陶器14件，木器23件，玉石器达130件之多。较典型的玉钺或石钺，没有使用的痕迹，有的薄而细长，非实用器，且与代表王室的重器同出，表明它不再作为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礼仪用具了[18]。

　　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地层堆积分为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下层为大汶口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的玉器有牙璧、环、鞍形玉饰、三角形玉饰、钏、和管等；在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以鸟形、鸟头形、玉珠等相配成组的玉器。这种鸟形、鸟头形玉器，并非是一般的装饰玉，当有其深层的文化含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