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都——招远黄金开采史

　　第一章 悠久的开采史
　　黄金是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4000年前)人类已识别了黄金。中国至迟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13世纪)已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能，在河南安阳等地出土的殷商文物中即有金箔。《周礼·地官》中说：卝(音矿)人掌金玉锡之地。这是古代文献关于矿冶的最早记载，说明当时已特设专职官员掌管官营矿冶了。相传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达，黄金成为通行的货币，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装饰的需要，对黄金的需要随之增大。春秋时期托名齐相管仲作的《管子·地数》篇中说门“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磁石，下有铜。”说明春秋时期已有采金知识。
　　招远属齐地，境内北部东西迤逦30余公里就有1000多古坑洞，西北有淘金河。玲珑等矿地表层的富矿脉有些苗露山脊。早年发现，经过地形变动，只能侧身进出的古坑洞中有灼烧残迹及木碳、木把铁凿、木锤及泥碗、黑陶碗等遗物。据此考证，说明招远掘坑采金的历史比较悠久。《史记》载，泰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币值改革，把黄金作为上币，下币为铜钱。但究竟起于何时，已难确考。最早见于史籍正式记载的为《隋书·辛公义列传》：牟州（公元596～605年）刺史辛公义“山出黄金，获之以献”。唐代民营坑治有所发展。群众对砂金进行了大规模开采。为了加强对黄金生产的管理，各地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把陕西安康定为贡金之所。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出铜者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矿冶出现了空前繁荣，诗人刘禹锡曾写有：“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间采金业的兴盛情景。
　　第二章 招远黄金生产起源
　　招远汉时建制，唐代设镇，金朝置县。史有记载的是从来朝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派大臣潘美来督办玲珑金矿田。《宋史·食货志》载：“天圣中(公元1023～1031年)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宋史·胡宿列传》：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河北京东地震，登莱尤甚……宿乃上疏曰：“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凿山谷，阳气耗泄，故阴乘而动”。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派人在玲珑开矿。这些记载说明，北宋时期，登莱一带，采金已极兴盛，招远富矿脉多，当更甚。又据《宋史》记载：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金矿分布于25个州，产金1万余两，其中登莱两州合计9500两，相当于全国总产量89％。当时开采组织情况，从宋及以后各代历史记载来看，大致有官置场监(官办)和“由民承买”(民办，实际上是由大包头向政府承买下来，称主者，再分户包采)，或置淘金户，设税监收税金等几种方式。不是淘金户虽是矿地人民，不纳金税，私自淘金者，称为偷盗，是犯法的。
　　元初，《元史·世祖本记》载：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都漏籍户四千，淘金登州栖霞县，每户岁输金四钱。”金的最高年产量在3万两左右。比宋代产金极盛的皇祐年间高出一倍。明代神宗时，曾派大批太监到各处督开金矿。派到山东来的太监是陈增，其人曾到登州。招远开采金矿也一时极盛。全国黄金岁课最高的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总收入量5000余两，仅相当于元代最高收入量的1/6。《明史·宦官列传》：“陈增，神宗朝矿税太监也。其遣官自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而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二十四年，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增尧抗增被谄几死”。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熹宗又派太监魏忠贤(少无赖，喜赌博，恨而自阉。万历时入宫，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权乱政，谄媚者呼九千岁。思宗立，贬于凤阳，道死，诏磔尸。)来玲珑督采黄金。《县志，艺文》载清毛贽咏《金华山》七古诗：，“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斫秦松”，句下注云：“神宗时如此开采”。句意正是慨叹当时金矿开采之盛地。(诗句全文见附录金华山)。但由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虽借政治力量盛极一时，在招远开采金矿的事业，并未能巩固发展，第二年即垮台了。
　　第三章 近代黄金工业
　　【清】招远近代黄金工业，随着政治风云的几经变幻，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中有兴有衰。清代初期康熙年间对金、银开采实行封禁政策。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谕：开矿(指金、银)有请开采者均不准行。1723年世宗(雍正)即位，群臣多言矿利……相继疏请开矿(金、银矿)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清代前期之所以对金银实行封禁政策，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式有关，因那时刚刚取得政权，尚待巩固，实行金、银封禁政策，一方面为了巩固政权防止聚众闹事，另一方面是维持封建迷信思想，即保护风水、龙脉，从而阻碍了金、银生产。
　　当时金、银封禁政策对于黄金生产的束缚是很大的。对此1838年(道光十八年)11月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称“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的说法，显然夸大，但他却能说明封禁政策对金银生产的束缚。清乾隆年代曾一度解除过，1739年(乾隆四年)6月，两广总督马尔泰奏：英德县长岗岭开矿炼铜……，对此乾隆却说： “银亦多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乎?”他之所以放松禁令，可能认为自己的政权已经巩固。据《矿冶》载：“乾隆时(1736～1795年)全国黄金最高年产量为2000两”。当时，山东黄金生产地域有汶上、栖霞、招远、莱阳、莒州等。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清王朝统治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列强多次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王朝签定了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财政收入每况愈下，国力衰竭，政权摇摇欲坠。解除金银封禁政策，可能是清王朝寻求增加财源摆脱困境，恢复国力的途径之一。金、银封禁政策解除后，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经营形式，允许自由开采。资金来源主要是集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黄金生产的发展。1882年(清光绪八年)广东商人郭德礼到玲珑开办采金工场达三年之久，在这里采出几个富矿洞。1885年(光绪十一年)山东济东泰武临道道台李宗岱(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人)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依仗权势挤走了郭德礼，筹集资本银45万两，在督办平度金矿局的同时；派人来招远探矿。自此，李宗岱父子三代在玲珑开采黄金达50年之久，跨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李宗岱在玲珑试办金矿。1888年(光绪十四年)《矿冶》载全国黄金产量。达432000两，占当时世界黄金产量7％，居世界第五位。
　　1889年12月(清光绪十五年)由旅美华商谭锦泉等集股设立“开源矿务公司”，以李宗岱为督办，试图开采牟平、宁海金矿，因股本不齐未能如愿。此时平度金矿局因矿脉渐深，硫化铁矿增多，成本加重，资金枯竭。李宗岱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四月)将平度旧矿及开源矿务公司与玲珑山红石崖金矿合并，经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定，领得官款银25万两，成立了“招远矿务公司”，以李宗岱为督办，陆续将平度、宁海旧矿从美国购置的桩杵和其它机器运来招远，并聘请美国技师，雇用工匠，开矿洞。1892年春(清光绪十八年春)挖出玲珑山之宽大矿线，随之增加人员，定购美国机器，但因该矿总办李赞芬固执己见，购买铁碾等无用之物，靡费巨金，资本罄尽，欠债达数十万元，后改用土法生产，“以石磨取石粉淘金”，年获净金2400两。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2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以“该矿办无成效，亏负累累，矿丁易与威海之倭兵发生‘龃龉’等由，奏请止办”1896年1月8日奉旨将招远矿务公司查封，其后两旬，李宗岱郁闷而死。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5月李宗岱之子李家恺(字道元)继承矿权，恢复了生产。矿内虽有蒸汽机，但因当时交通不方便，运煤不如人工合算，故生产多用土法。人工凿炮眼，黑火药爆破，坑内人工将矿石、毛石分离挑运至坑外选矿场，选矿工将矿石破碎成(二、三寸)矿块，再用石磨或碾加工成石粉，然后用木流和簸箕冲淘金粒，最后用坩锅熔炼成净金。据1897～1898年统计，日产黄金20两，年产黄金7000两，每年盈利银1300两，最盛时期矿工3000人。
　　
　　(刘纯庆 王茂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