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花翎制度的演变史

　　翡翠翎管作为现代收藏品，在历次大型拍卖会中均表现不俗。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毛饰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为贵。翎管，就是用来插孔雀翎子并使之与冠帽连接的附属饰件。要了解翎管的价值，就有必要先了解清代的花翎制度。 
　　清朝最看重花翎，就如古代的“珥貂”一样，例应随官秩（官职高低）戴翎。宗室中，以贝子戴三眼花翎，最为尊贵；镇国公戴双眼花翎，为稍次，镇国将军等戴单眼花翎，而亲王、郡王虽然爵位比以上更为尊崇，非蒙皇上特赐不能戴花翎，而且已经赐有花翎者，遇到朝冠晋见时仍不能戴用。凡是由皇子分封的亲王、郡王都不赐戴花翎，这是因为戴花翎是“臣僚之冠”，而亲王、郡王、皇子等乃宗室贵位，戴翎子由有“纡尊”之嫌。 
　　清代有品位的官员之例有花翎者，内廷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等以及领侍卫府官、满员（满族官员）五品以上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只能戴褐羽蓝翎，也就是俗称“野鸡翎子”了。清代的亲王、郡王中赏戴花翎的，仅见于乾隆朝。当时顺承勤郡王名叫泰斐英阿，因为当了前锋统领，便向皇祖乾隆乞赐花翎，。乾隆说，花翎是贝子之制，诸王戴了就会失制。军机大臣傅恒就代为说情：郡王年幼，想戴花翎玩儿，以为美观。乾隆这才答应了，同时赐给另一位皇孙三眼花翎，说：都是孙辈，以为美观可也。可知当时诸王想皇上赐戴花翎，并非为了追赶时髦。 
　　清代勋臣中，功勋卓著或恩宠有加者，仅仅能够得到皇上赏赐的双眼花翎。比如贤相傅恒、权相和坤、福康安（傅恒之子）等，都只得到双眼花翎，而且，清代定制，外任文职官员无赏花翎者。只是到乾隆朝，有一位叫方承观的直隶知府，受到皇上特别眷爱，古北口大阅兵时，就特乞皇上赏戴花翎，乾隆笑道：“像你这这样矮小侏儒样子，都爱戴花翎呀？！”就赏赐给了他。此后，外任各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也就屡有蒙恩赐花翎的了。 
　　外任武臣中，非军功卓著不可蒙赐花翎。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收复台湾，诏封靖海侯，子孙世袭，而施琅却上疏辞侯，恳请皇上赐花翎。当时，在外领兵的将军、提督都还没有赐给花翎的先例。康熙乃特旨赐施琅戴花翎。可见在当时文武臣僚小目中，赏赐花翎简直比封侯还要荣耀。 
　　正因为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保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 
　　这时花翎身价尽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见外地赴任低级官员时，在冠服方面仍有严格规定。若有花翎、蓝翎人员，其翎管不准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带皮子玉者，都要以违例论处。 
　　到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保案内就再没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数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后来，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年）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到了后来，每枝花翎仅用二百元就可以捐到。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穷途末路了。了解以上花翎盛衰史，对于今天的收藏爱好者是十分有益的。 
在花翎当红的清代全盛时期，连缀翎子与冠帽的翎管价值也就不菲。翎管的式样如旱烟管粗细，长二寸许，圆柱形，主端有鼻，愈下愈中空，至下端口，中空大如烟嘴。翎子就由此插入。戴上冠帽后，翎子就垂在脑背后。 
　　除了低级官员翎管只准用红玉外，文武大员所戴花翎的翎管都是用各类宝玉、象牙或者玻璃烧制成的，而以翡翠翎管最为时髦盛行，当时价值最贵，如今收藏价值最高。荣禄所戴花翎的翡翠翎管表里莹澈，从外面看，翎毛纤发毕睹，是一种叫做“玻璃翠”的玉管，当时价值一万三千金。一般勋官高位大员的翡翠翎管也多价值七八千银子。当时一些清水衙门的京官头上花翎儿，有的也就值二三两银子。 
　　翎管既然是荣誉、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钻营者自然也就会在这小小的捞什子上下功夫。清代官场上送重礼，盛行一种“一套扳翎”的礼品。即在一个礼品盒内，装有一只翡翠扳指和一只翡翠翎管。光绪末年，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尚记述，当时北京玻璃厂“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扳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扳指”又写作“班指”，是套在拇指上，射箭拉弓扣弦用的，也是清代上层社会时髦装饰品之一。上万两银子的礼物，就这样装在小小一只礼品盒内，送上去，人情到了，官差职务也就稳妥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