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珠宝典故趣闻 宝石玉器传奇故事 作者：佚名
一块名为“卅二万种”的巨型翡翠，19世纪末被云南商人从缅甸购进中国，因家庭纷争而突然失踪，而后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几遭厄运。直到解放初期，这块巨型翡翠引起周恩来总理的注意和重视，周总理特派人秘密运送、收藏、日夜守护。
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倾心保护，雕刻大师的痴迷追寻，鉴赏专家们的执著探索，终于使炎黄子孙们的美好愿望梦想成真。
周恩来下达紧急命令
1949年7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有一天，某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封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据他得到的可靠消息，在上海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收藏有几块巨型翡翠玉石。上面刻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这是我们中国的财产，是当世极为难得的无价之宝。这家外国银行，已经结束在上海的业务，准备马上启程回国，同时准备把这几块巨型翡翠也带出国门，变为洋人的珍宝。
报社的这位工作人员看完信之后，立即上报领导，经领导同意，马上把这封重要的读者来信送往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市军管会接到报案后，立即对这家外国银行进行了查抄。结果在一个不太大的地下室里，确实发现了已经加封、准备马上启运的三个旧木箱子和一个旧帆布袋子。四块巨型翡翠被分别装在这三个木箱子里和一个帆布袋子里。在较大的一块玉料上，标有四个不太显眼的汉字：“卅二万种”。根据当时查抄在华帝国主义财产和官僚资本财产的有关政策，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立即将这些物品没收，并存放在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
几年之后，即到了１９５５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为这些巨型翡翠属于异常贵重的特殊物品，而且与驻沪外商有关，长期这么放着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正式向国务院报告，并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一遍。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在这位开国总理看来，这几块巨型翡翠的出现，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为难得的财产，很有可能成为时代之重器，国家之重宝。于是，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总理的身份，下令将“卅二万种”用专列从上海运到北京。
巨型翡翠来自缅甸
19世纪末叶某年夏的一天，一位家住云南腾冲的中国珠宝商人，得到一个从缅甸勐拱矿区传过来的消息，说最近从一个厂口里开采出了一真巨型石货，其重量超过一千公斤，说不定会有两千公斤。由于这块石体积太大，货主担心会由此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想尽快出手。而且货主明确表示，这块巨大的玉石，最好是由一位中国财东买走，不要再留在缅甸，以免引出无穷的后患。这位腾冲的珠宝商人得到这则消息后亲自去勐拱走了一趟。
腾冲商人看了石货之后，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断定这笔买卖有利可图。再就是“下家”已找到，曾有一位云南的大户人家找到他，想通过他购买一块大料。基于以上考虑，他开始和货主讨价了。最后他和货主商定，用一定数量的好木材和上等茶叶换取那块巨型石货。
就这样，“卅二万种”巨型翡翠，安全地悄悄地进入了中国云南的那家大户人家的内宅。之后不久，竟然发生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这块重量超过一千公斤的巨型翡翠玉石，突然不翼而飞，“飞”得不去去向。原来，此户人家的主人当时年近八旬，本想将其切割开后抓阉分给儿孙们保存，孰料竟有不肖子孙放言：抓到好的咱们就要，抓到不好的就闹，就抢！
富商一气之下，背着他的儿子们，秘密地将“卅二万种”赠送给了当地政府。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无价之宝又落到了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
守护宝石25年
1955年，翟维礼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干部。有一天，即4月23日，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向他交代：“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明天早晨，即4月24日早晨，要你带上一些人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到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第14次列车。这趟专列上有一个被武装押运的军用车皮，要设法将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地运到指定地点。”
次日，也就是4月24日早晨六点，翟维礼一行到达北京火车站，按照双方事先安排好的联系办法，他们迅速地登上了这列火车的一节被封闭的车厢。在这个好大的军用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其余的什么东西也没有。难道周恩来总理就是让我们来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翟维礼当时就感到有些奇怪。他问押车的军人，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车上的军人说，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密看守这批货物。一定要昼夜守护，寸步不离，决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要保证完好无损地将这几件东西交给北京的接货人。为了做到寸步不离，他们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至于里边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也无法回答。翟维礼知道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货物，不需要再多问，于是，他们立即将三个木箱和一个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地离开了北京火车站，安全地将货物运到了指定的军品仓库里。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做到与其他物品隔绝，他们又在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卅二万种”就被神秘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命令他们，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派专人昼夜看守，没有国务院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得动用。
随着日月的流逝，翟维礼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有所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由他负责看管。整整25年，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这块巨翠。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抄家扫“四旧”搞得非常凶，今天冲击这里，明天横扫那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一天中午，翟维礼所在单位突然收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急电，询问日夜守护的那块巨型翡翠是否绝对安全，会不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周总理指示他们，为防不测，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案。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人们也就不怕别人说这是属于“四旧”了，他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尽快落实总理的重要指示。最后，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非常理想，于是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周总理同意他们的转移方案。同时要求他们，一定要像25年前去北京火车站那样，做到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就这样，他们又重演了1955年4月从上海往北京发专列的那一幕，用了一节军用车厢，作为军用品由军人押运，仍然使用原有的包装，悄悄地将“卅二万种”运出北京，秘密地贮藏在河南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将巨型翡翠安全地运回北京的“故居”。此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经与世长辞了。
1982年11月9日，在对“卅二万种”的身份确认之后，有关部门联合向国务院写出报告。国务院在接到报告后对此事极为重视，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认真讨论，最后，会议一致同意报告所提建议，把周总理生前倾心保护的“卅二万种”，交由北京玉器厂进行设计雕刻，争取在1989年底之前完成，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
北京玉器厂对于国务院下达给他们的这面光荣任务极为重视，立即成立了一个既有著名专家又有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班子。同时，国务院还从上海、扬州等地，调来十余位画家和雕刻家，帮助北京玉器厂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们计划从现在干起，到1989年，共计用七年的时间，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在1985年以前，只是一小部分人整天忙于整体方案的设计，真正全面开工，已经到了1986年。为了保密起见，大家都将这项特殊的任务称呼为“86工程”。
“86工程”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设计方案，即对于这四块巨翠的雕刻意图怎么定。老中青三代设计人员各显神通，先后提出了几十个方案，绘制了上百份图纸，对这些方案和图纸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复论证。对于2、3、4号料的设计方案，人们经过认真的比较之后，没有用更长的时闻就有了统一认识，一致同意把重约三百公斤的二号料，雕刻成一个花薰大件，取名为“含香聚瑞”；把二百多公斤的三号料雕刻成一只花篮大件，取名为“群芳揽胜”；把四号料一分为四，分别雕刻成四扇翡翠插屏，雕成后将四扇插屏合并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案，取名为“四海腾欢”。
最大的难题出在一号料上。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争论、对比和交流，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即把一号大料雕刻成中国的五岳之首———泰山，同时要设法将那块难得的翡保留下来，使之成为初升的红日。
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倾心保护，雕刻大师的痴迷追寻，鉴赏专家们的执著探索，终于使炎黄子孙们的美好愿望梦想成真。
周恩来下达紧急命令
1949年7月，上海刚刚解放不久。有一天，某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封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据他得到的可靠消息，在上海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收藏有几块巨型翡翠玉石。上面刻有“卅二万种”几个汉字。这是我们中国的财产，是当世极为难得的无价之宝。这家外国银行，已经结束在上海的业务，准备马上启程回国，同时准备把这几块巨型翡翠也带出国门，变为洋人的珍宝。
报社的这位工作人员看完信之后，立即上报领导，经领导同意，马上把这封重要的读者来信送往当时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市军管会接到报案后，立即对这家外国银行进行了查抄。结果在一个不太大的地下室里，确实发现了已经加封、准备马上启运的三个旧木箱子和一个旧帆布袋子。四块巨型翡翠被分别装在这三个木箱子里和一个帆布袋子里。在较大的一块玉料上，标有四个不太显眼的汉字：“卅二万种”。根据当时查抄在华帝国主义财产和官僚资本财产的有关政策，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立即将这些物品没收，并存放在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
几年之后，即到了１９５５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认为这些巨型翡翠属于异常贵重的特殊物品，而且与驻沪外商有关，长期这么放着不是个办法，于是他们正式向国务院报告，并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一遍。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在这位开国总理看来，这几块巨型翡翠的出现，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为难得的财产，很有可能成为时代之重器，国家之重宝。于是，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总理的身份，下令将“卅二万种”用专列从上海运到北京。
巨型翡翠来自缅甸
19世纪末叶某年夏的一天，一位家住云南腾冲的中国珠宝商人，得到一个从缅甸勐拱矿区传过来的消息，说最近从一个厂口里开采出了一真巨型石货，其重量超过一千公斤，说不定会有两千公斤。由于这块石体积太大，货主担心会由此引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想尽快出手。而且货主明确表示，这块巨大的玉石，最好是由一位中国财东买走，不要再留在缅甸，以免引出无穷的后患。这位腾冲的珠宝商人得到这则消息后亲自去勐拱走了一趟。
腾冲商人看了石货之后，根据他多年的经验，断定这笔买卖有利可图。再就是“下家”已找到，曾有一位云南的大户人家找到他，想通过他购买一块大料。基于以上考虑，他开始和货主讨价了。最后他和货主商定，用一定数量的好木材和上等茶叶换取那块巨型石货。
就这样，“卅二万种”巨型翡翠，安全地悄悄地进入了中国云南的那家大户人家的内宅。之后不久，竟然发生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这块重量超过一千公斤的巨型翡翠玉石，突然不翼而飞，“飞”得不去去向。原来，此户人家的主人当时年近八旬，本想将其切割开后抓阉分给儿孙们保存，孰料竟有不肖子孙放言：抓到好的咱们就要，抓到不好的就闹，就抢！
富商一气之下，背着他的儿子们，秘密地将“卅二万种”赠送给了当地政府。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无价之宝又落到了外国银行的地下金库里。
守护宝石25年
1955年，翟维礼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干部。有一天，即4月23日，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向他交代：“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明天早晨，即4月24日早晨，要你带上一些人去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到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第14次列车。这趟专列上有一个被武装押运的军用车皮，要设法将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地运到指定地点。”
次日，也就是4月24日早晨六点，翟维礼一行到达北京火车站，按照双方事先安排好的联系办法，他们迅速地登上了这列火车的一节被封闭的车厢。在这个好大的军用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其余的什么东西也没有。难道周恩来总理就是让我们来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翟维礼当时就感到有些奇怪。他问押车的军人，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车上的军人说，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密看守这批货物。一定要昼夜守护，寸步不离，决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要保证完好无损地将这几件东西交给北京的接货人。为了做到寸步不离，他们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至于里边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也无法回答。翟维礼知道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货物，不需要再多问，于是，他们立即将三个木箱和一个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地离开了北京火车站，安全地将货物运到了指定的军品仓库里。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做到与其他物品隔绝，他们又在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卅二万种”就被神秘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命令他们，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派专人昼夜看守，没有国务院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得动用。
随着日月的流逝，翟维礼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有所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由他负责看管。整整25年，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这块巨翠。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抄家扫“四旧”搞得非常凶，今天冲击这里，明天横扫那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一天中午，翟维礼所在单位突然收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急电，询问日夜守护的那块巨型翡翠是否绝对安全，会不会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周总理指示他们，为防不测，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案。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人们也就不怕别人说这是属于“四旧”了，他们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尽快落实总理的重要指示。最后，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非常理想，于是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周总理同意他们的转移方案。同时要求他们，一定要像25年前去北京火车站那样，做到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就这样，他们又重演了1955年4月从上海往北京发专列的那一幕，用了一节军用车厢，作为军用品由军人押运，仍然使用原有的包装，悄悄地将“卅二万种”运出北京，秘密地贮藏在河南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将巨型翡翠安全地运回北京的“故居”。此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经与世长辞了。
1982年11月9日，在对“卅二万种”的身份确认之后，有关部门联合向国务院写出报告。国务院在接到报告后对此事极为重视，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认真讨论，最后，会议一致同意报告所提建议，把周总理生前倾心保护的“卅二万种”，交由北京玉器厂进行设计雕刻，争取在1989年底之前完成，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
北京玉器厂对于国务院下达给他们的这面光荣任务极为重视，立即成立了一个既有著名专家又有主要领导参加的工作班子。同时，国务院还从上海、扬州等地，调来十余位画家和雕刻家，帮助北京玉器厂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们计划从现在干起，到1989年，共计用七年的时间，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在1985年以前，只是一小部分人整天忙于整体方案的设计，真正全面开工，已经到了1986年。为了保密起见，大家都将这项特殊的任务称呼为“86工程”。
“86工程”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设计方案，即对于这四块巨翠的雕刻意图怎么定。老中青三代设计人员各显神通，先后提出了几十个方案，绘制了上百份图纸，对这些方案和图纸进行了无数次的反复论证。对于2、3、4号料的设计方案，人们经过认真的比较之后，没有用更长的时闻就有了统一认识，一致同意把重约三百公斤的二号料，雕刻成一个花薰大件，取名为“含香聚瑞”；把二百多公斤的三号料雕刻成一只花篮大件，取名为“群芳揽胜”；把四号料一分为四，分别雕刻成四扇翡翠插屏，雕成后将四扇插屏合并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案，取名为“四海腾欢”。
最大的难题出在一号料上。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争论、对比和交流，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即把一号大料雕刻成中国的五岳之首———泰山，同时要设法将那块难得的翡保留下来，使之成为初升的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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