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中国民俗文化 作者:佚名
重用人才,信任不疑,是这一时期一些统治者得到人才回报的主要原因。前秦苻坚看准王猛“有卧龙之才”“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他不顾本族官员反对,拜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王猛任职“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苻坚心不生疑。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三》)
争夺佛教人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作为佛教重镇,信奉人数众多。各族统治者出于自身的信仰,也为了抢占佛教领域的统治权,因而展开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梁朝僧人慧皎撰《高僧传》共收入魏晋时高僧496人,其中有甘肃僧人54人。唐朝高僧道宣撰《续高僧传》共收入南北朝高僧215人,其中有甘肃僧人23人。两书所列魏晋南北朝高僧,都是领袖一方的宗教人才,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竺法护,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晋武帝时随师竺高座游西域,遍学诸国语言,带大量佛经来到长安,前后译经47年(266年—313年),几与西晋相始终。由他译出的佛经有175部,354卷,史载他“声盖四远,僧徒数千”“时人咸谓敦煌菩萨”(《高僧传·法护传》),在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中都有极大影响力。
鸠摩罗什(343年—413年)是出生于龟兹的一位高僧,“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国)”。(《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前秦主苻坚命将出师,万里提兵,征服龟兹,抢夺鸠摩罗什。当大将吕光将罗什迎到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时,苻坚已经败亡。于是,吕光将罗什留在身边,建立了后凉政权。十数年后,后秦国主姚兴同样使用武力,将罗什从凉州迎到长安。几个皇帝武装争夺一个高僧,这是特殊历史时代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所争夺的不只是一个僧人,而是高僧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影响力,是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希望。
鸠摩罗什所培养的佛教人才,如僧叡、僧肇、道生、道融、昙影、慧严、慧观、僧朗、道恒、道标等所谓“十哲”,将罗什的佛学思想传布到各地,又在许多方面加以发挥,使其更加严密和系统化。
继前秦向龟兹、后秦向后凉武装争夺鸠摩罗什之后,北魏又以武力相威胁,向北凉索要高僧昙无谶。昙无谶(385年—433年)聪敏出众,二十岁时已能诵大、小乘经200余万言,又明解咒术,国人称他为大咒师。昙无谶来到今甘肃武威,得到北凉主沮渠蒙逊的厚待,他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等协助下,译出《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金光明经》等20部、60余万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远慕其名,遣使到北凉索请,并威胁沮渠蒙逊说:“若不遣谶,便即加兵”,蒙逊不为所动。北魏又改变手法,遣使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蒙逊表示昙无谶是他的“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高僧传·晋河西昙无谶传》)一方威胁、利诱,甘愿付出高价;另一方则是宁死不愿割爱。一位佛教人才为什么会让两个政权如此激烈地争夺?除了高僧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外,其他理由都解释不通。
各政权重用佛教人才,一是任为僧官。北魏自孝明帝正光(520年—525年)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资治通鉴》卷158)北周经过宇文邕毁佛,僧尼人数有所减少,但仍不下百万人。各政权统治者将高僧安置到各级佛教管理机构和寺院、丛林,通过他们加强对广大僧尼、信众的管理。在各政权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高僧往往能起到特殊的作用,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行政决策、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是引导社会舆论。魏晋十六国北朝,中国佛教流行由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思想。中观派认为人们只要通过修炼,具备“般若”(智慧),便会解脱,“不复往来生死中。不往来生死中,则无垢恼”。(《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给天天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指出一条摆脱“垢恼”的途径,得到精神慰藉。在佛教舆论的强大引导下,人们以虚幻世界的安乐,宽容了物质世界现实生活的苦难,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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