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3)

　　在理性方面,西方人的科学活动则与阿波罗崇拜有着不解之缘。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点是完全符合几何学概念的,而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即设定“只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直线”和“只有位置而没有面积的点”的概念。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日神精神。一个显然荒谬而又意味深长的传说告诉我们: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显然,当年的毕达格拉斯不可能预想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人类会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但其超越现实功利的努力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巨大的功利效果,这便是科学的意义所在。
　　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这样说道: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却并非如此。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做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求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神秘。
　　与阿波罗精神相比,儒家讲究“经世致用”,而将对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排除在“实践理性”的视野之外。这种强调理性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倾向,在客观上限制了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和纯粹科学的动机。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笨拙,但是理性的翅膀一旦拴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
　　报告作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按照你的说法,岂不是说西方文化处处优越,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了?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一种文化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一种文化的长处,就是它的短处。
　　我这么说也许会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质疑:在历史上,西方人不是也曾留下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工艺成果吗?怎么能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呢?其实,我说西方的艺术和工艺不如中国,首先是指其精神追求上的偏颇。正像西方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所承认的:“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大家知道,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古代西方人将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他们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惟独忘记了艺术自身的美学目的。我们知道,巴尔扎克是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小说中反映的内容甚至超过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于是我们许多学者也跟着说巴尔扎克如何如何伟大。然而在我看来,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知识只不过是知识。文学毕竟不是统计学和经济学,它所包含的历史和知识与其所应该具有的美学价值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喜欢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但丁的《神曲》,反正我不喜欢。我不知道诸位喜欢不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反正我不喜欢!\(掌声\)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作品都很深刻呀,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懂!然而在我看来,懂不懂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喜欢不喜欢才是一个美学问题。《红楼梦》深刻不深刻?当然深刻!然而曹雪芹却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在作品中探讨什么“生存呀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笑声)用艺术来承担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的任务,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但也可能正是它的短处。
　　如果说科学精神、哲学精神,这两种源自阿波罗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着西方的古典艺术;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一种源自狄俄尼索斯的感性因素又乘机闯入了西方艺术的殿堂。打开电视,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好莱坞式的“大片”。那些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东西,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的感官、满足人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那声嘶力竭的摇滚乐和几近疯狂的霹雳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在学着西方搞摇滚乐,演员在台上滚,观众在台下摇,一场音乐会下来常常会跺坏上百把椅子。这哪里是在欣赏艺术,分明是在举行狄俄尼索斯集会!(掌声)
　　总之,由于感性和理性分裂得比较彻底,使得西方艺术家不是过分地偏向于理性,把艺术等同于科学;就是过分偏向于感性,使艺术接近于体育;很难将二者浑然一体地统一起来。
　　与西方不同,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天生就是艺术家。这种天然的诗性思维和艺术态度,使我们古代的艺术家一开始就不以一种纯然客观的态度去再现和模仿自然,而是懂得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漫步雕林,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的《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它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草坪,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和草坪,然而如若将它与苏州拙政园那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至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具有“天才”!(掌声)
　　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里,我们的古人不仅留下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极有价值的、至今未被西方人体会和感受到的文化成果,而且那些非诗的文化产品,也往往具有诗的价值和韵味——与巴尔扎克将文学著作写成“编年史”的努力正好相反,司马迁却使一部史书具有了“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学价值。与西方泛科学、泛体育的文化现象刚好相反;直至今天,中国的文化中还有着一种泛艺术的美学倾向。刚才我们说过,在一些对抗性很强的体育项目上,我们与西方尚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那些具有艺术成分的体育项目中,我们却又常常具有着文化上的优势,比如体操、跳水、乒乓球等等。这些运动不是单纯的感性拼搏和肉体对抗,而是感性之中有理性,力量之中有技巧。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拳击和中国的武术,中国的武术不仅要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还要“花拳绣腿”,打得漂亮。漂亮是什么概念,是美学概念。(笑声)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体育项目是太极拳,这项运动西方人玩不了,勉强比划几下,也常常是形似而神不似。因为说到底,这种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肌肉和骨骼的活动,而且包括精神的运动、情感的运动、心灵的运动,是感性和理性的协调运动!(掌声)同艺术一样,工艺也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文化形态,因而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特长。历史上,我们的前人不仅留下了仰韶的彩陶、龙山的黑陶、良渚的玉器、商代的青铜、汉代的漆器、唐代彩陶、宋代的彩塑、元代的青花瓷、明代的景泰蓝、清代的鼻烟壶这些质地精美、做工精湛的工艺制品,而且还以“四大发明”闻名于世。正像许多科学史家所反复陈述的那样,大约在14世纪前后,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而传到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尽管“四大发明”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工艺技术,但却对人类的物质文明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纯粹的理论科学相比,具有感性色彩的工艺技术更容易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曾经辉煌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讲,只靠工艺而不靠科学,人类的物质生产又难以实现质的飞跃,这也正是中国近代以来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作为科学成就的重要标志,我曾粗略统计过1901年至1985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获奖人名单,其中美国75人次、英国43人次、德国37人次、法国13人次、苏联8人次、瑞典8人次、日本4人次、中国2人次……而作为工艺技术的具体体现,我也曾经查阅过美国1993年专利排行榜中前十名的企业,其中IBM公司1085项、东芝公司1040项、佳能公司1038项、柯达公司1007项、G.E公司932项、三菱电机公司926项、日立公司912项、摩托罗拉公司729项、松下电器公司713项、富士胶卷公司632项……前一组数字再一次说明中国、乃至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在理论科学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后一组数据则充分显示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如果说,科学理论与工艺技术是驱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的两只不可或缺的轮子;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则无疑会使这两只轮子充满活力。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不想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做一个孰优孰劣的简单评判,而是要弄明白,在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哪些成分是好的,需要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向人家学习;哪些地方是不好的,用不着我们邯郸学步式地跟在人家背后东施效颦。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哪些部分是强项,需要我们理直气壮、充满自信地发扬光大;哪些地方是弱项,需要我们洗心革面、急起直追。对于相当复杂的文化问题而言,这种结构性的比较是简单的、笼统的、挂一漏万的,不妥之处,希望得到诸位的批评指正。(掌声)